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韧性

基于1997—201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时序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如何影响产业韧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高技术制造业韧性具有正向效应,且对冲击韧性的正向效应更强;从中介效应角度,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对产业韧性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存在技术创新通过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增强产业韧性的间接效应,且对断裂韧性发挥的中介效应强于冲击韧性;从门槛效应角度,产业韧性能够做为门槛变量,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中发挥门槛效应,高产业韧性水平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增强。研究结论为高技术制造业增强产业韧性水平,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空间效应视角下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升级——基于283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分析经济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双循环"战略的现实背景,基于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空间效应视角下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经济集聚与本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呈"倒U"型关系;与邻近地区制造业生产率水平呈"倒U"型关系,与盈利能力呈"U"型关系.同时,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利用指数衰减空间权重矩阵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有效作用范围分别为450km和550km.本土市场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是经济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其中,本土市场效应存在负向作用,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存在正向作用.本文以空间效应视角为切入点,为理解"双循环"战略下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业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空间集聚能否提升中国制造业韧性——基于产业适应性结构调整的视角

面对国内外经济风险叠加的现实环境,研究如何提升制造业韧性对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产业适应性结构调整视角探讨制造业空间集聚影响制造业韧性的理论机制并使用我国2008-2017年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制造业空间集聚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韧性.在更换核心变量、变换模型估计方法以及排除样本选择性偏差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空间集聚可以显著促进大城市制造业韧性提升,但对中小城市制造业韧性的正向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制造业空间集聚通过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以及抑制低质量的创业行为进而促进了我国制造业韧性提升.这意味着,合理引导制造业空间集聚发展有助于增强制造业抵御内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制造业韧性

面对金融危机、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对制造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本文以产业间互动关系为视角,以适应韧性理论为依托,从"适应"与"适应性"双重维度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韧性的内在机制,同时使用2008-2017年地级市数据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呈倒"U"型特征.短期内,多样化集聚可以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以快速恢复供应链运转,促进制造业韧性提升;长期内,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以获得可持续增长的韧性.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短期内均对邻近地区制造业韧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内多样化集聚会显著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韧性,专业化集聚抑制作用不明显.上述影响效应在地区与城市规模层面表现出异质性.创新能力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制造业韧性的重要途径.本文发现为合理制定"两业融合"政策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与提升制造业韧性提供了新证据.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选取中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在2016年后、盈利能力较强产业链、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以及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据此，应多措并举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制造业产业链针对性发展战略、打造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直通道”。     

城市信息化与制造业转型: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采用2003—2013年中国283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城市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非线性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市信息化与制造业转型关系中的"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限效应:当金融发展低于门限值时,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负效应;当金融发展高于门限值时,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研究还发现,总体上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存在负效应。     

金融集聚、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城市经济韧性

基于2004—2020年中国26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考察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在运用替换变量指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验证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创业活跃度存在明显U形中介效应,即当金融集聚程度较低时,可能会由于金融支持不足抑制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从而降低城市经济韧性;随着金融集聚程度不断加深,创新创业活跃度显著提升,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经济韧性强劲城市、经济韧性优良城市、经济韧性一般城市、中规模城市、中城市流强度、低城市流强度样本中,创新创业活跃度在金融集聚驱动城市经济韧性中的U形中介效应更为显著。为此,应培育金融创新源动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圈和着力打造梯度韧性城市,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并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技术进步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技术进步提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基础。而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技术进步和企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为传统制造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并探究数字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时代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依旧具有很强的驱动效应;（2）在技术进步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数字经济可以有效发挥正向调节作用;（3）技术进步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数字经济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