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及子维度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在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推动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知识产权保护在东部、中部地区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未来应适度超前部署数字新基建、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数字经济均衡化发展战略，赋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     

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选取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高技术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且研究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优质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企业内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作用路径，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对此，提出健全数字金融治理机制、推动产业链高端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

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门槛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包括经济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绿色发展平衡在内的子维度均有正向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发展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且存在创新要素流动的门槛效应。另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二者融合对不同地区精神共同富裕和物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规律。据此，提出激发数字普惠金融新活力、构筑创新要素流动新格局、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局面的建议。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文章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可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中部、西部区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部区域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加强数字金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其普惠属性,推动农村地区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吗?

本文运用2013—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普通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从各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西部受影响程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这种影响还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门槛临界值前后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进一步从空间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皆显著.本文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增长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效应与中介机制

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深入认识这一问题，有助于优化区域财政科技支出资源配置模式并提升创新水平。基于2009—2019年我国内地30个省级层面数据研究发现，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特征，中部地区受益明显，而东部地区所受影响甚微，西部地区反受其害。企业加强合作研发可正向调节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和后端环节的驱动作用，加强内部研发有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在创新链前端环节发挥驱动作用。但企业合作研发强度并非越高越好，超过一定限度反而不利于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创新驱动效应，而内部研发要素包括基础设施、人员及开发经费，其投入强度必须高于一定门槛，才能促进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发挥作用。由此，在当前各地创新实践中，随着区域研发强度提升，应适时提升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水平，尤其是中部地区。同时，为有效激发普惠化财政科技支出的创新驱动效应，各地应引导企业提升研发强度并优化资源配置。     

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工作中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文章利用2011—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结果仍然成立;(2)门槛效应模型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3)地区异质性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最小的为西部,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减贫效应的边际贡献要远高于东部地区。文章从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贫困群体的金融素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高技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韧性

基于1997—201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时序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法、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如何影响产业韧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高技术制造业韧性具有正向效应,且对冲击韧性的正向效应更强;从中介效应角度,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对产业韧性的正向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存在技术创新通过推进产业升级,进而增强产业韧性的间接效应,且对断裂韧性发挥的中介效应强于冲击韧性;从门槛效应角度,产业韧性能够做为门槛变量,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中发挥门槛效应,高产业韧性水平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对产业韧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增强。研究结论为高技术制造业增强产业韧性水平,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282个城市数据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文章借助2011-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考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存在瓶颈.比较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程度不同.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可为加强区域现代化建设、实现创新驱动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与特征研究

提出创新韧性的概念，认为创新韧性是创新面临外部冲击时保持系统稳定甚至进化为更高创新水平的能力，并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究创新韧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大小、特征、规律。利用高技术产业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创新韧性与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关系。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存在积极贡献；创新韧性与创新产出呈倒U型关系，创新韧性中等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大；低创新产出下，创新韧性负向影响创新产出；创新韧性的弹性系数随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增加先减小后增大，中等研发投入时，创新韧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最小。     

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2003-2016年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以R&D人员投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以下稳健性结论：FDI和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具有双门槛效应，FDI溢出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而OFDI溢出则呈现先降后升特征；R&D人员投入、R&D资本积累、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而金融成熟度未产生明显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可能对R&D人力投入较高省份产生抑制作用；2003-2016年跨越R&D人员投入中、高门槛的省份在不断增加。     

IT新产品研发团队过程绩效评价研究

随着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只有加速产品升级与创新,才能在行业市场中保持持久的竞争力.IT行业作为高科技的领头羊,其产品开发过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注重研发团队的过程管理,对于确保研发项目的投入有效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对于研发团队绩效管理文献的基础上,重点研究IT研发团队的特征及其团队过程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了集成能力、知识管理和团队沟通协作对团队过程绩效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IT新产品研发团队过程绩效评价模型,并基于粗糙集和TOPSIS对ZW公司进行案例分析,利用粗糙集不可分辨关系删除评价体系中的冗余指标,确定指标权重,并将TOPSIS用于该公司研发团队过程绩效评价排序中,得出相应结论.     

产融结合类型、研发投资与创新产出

基于内设型、合作型两种产融结合类型，以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7年数据为样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不同产融结合类型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深入分析二者对研发投资与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比于合作型产融结合，内设型产融结合更能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内设型产融结合多元化显著强化产融结合对研发投资的支持程度；内设型产融结合能有效调节研发投资的创新产出，更注重引导企业突破性创新，更能提高企业研发投资的商业价值，并且内设型产融结合多元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作用。最后，提出企业应发展内设型产融结合，注重金融子公司发展模式多元化，提升突破性创新能力，促进研发创新成果商业化、市场化等建议。     

要素价格扭曲、行业异质性与R&D投入关系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的证据

从中观视角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R&D投入的影响及行业差异，厘清行业异质性背景下要素价格扭曲影响R&D投入的理论机制，运用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结合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R&D资本投入和R&D人力投入均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行业异质性因素在二者间发挥重要调节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行业异质性因素的作用进行探究。结果表明，行业特征因素如市场竞争、资本密集度、企业平均规模以及对外开放度在不同门槛值区间，要素价格扭曲对R&D投入的影响效应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自主创新转型升级，进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普惠金融能成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吗 —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机制分析

运用中国283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分析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互联网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正向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互联网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这两种效应具有阶段特征和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网络溢出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制造业技术创新策略：技术水平与技术来源选择

制造业技术创新离不开合理的技术来源选择，而选择技术来源必须考虑行业实际技术水平，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技术创新。鉴于此，采用2003—2019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按照技术水平进行分组回归，实证检验不同技术来源对不同技术水平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对以专利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在高技术行业中的作用更突出；对于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实质性创新，自主研发仅在非高技术产业样本中存在创新激励作用，在高技术产业样本中，技术引进则发挥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技术创新经济效益的影响发现，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会抑制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增长，而技术改造和自主研发会促进技术创新经济效益增长，且其作用效果在低技术行业中更为显著。结论可为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针对性选择技术来源、优化技术创新策略提供现实依据。     

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高技术产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离不开科技金融投入。构建科技金融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单一科技金融投入并不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科技金融投入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6个组态,其中两个组态以“财政科技投入+银行贷款”为核心条件,4个组态以“创业投资+科技资本市场融资”为核心条件,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存在多种实现方式。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投入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重要路径,可为各省合理配置科技金融投入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中国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根据200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基尼系数估算全国装备制造业集聚水平;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 SBM 模型测度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 全国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但地区差异明显;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N型关系,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东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呈递增的正向非线性影响,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降后升态势,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关系;研发投入强度、能源消耗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正相关,城市化水平、环境规制与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显著负相关。提高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应增加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装备制造业集聚化、绿色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