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创新行为改善生态效率了吗？——基于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的考察

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城市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采用我国2007-2016年260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多维度的城市异质性。进一步地，文章还通过对不同距离阈值上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测算了创新空间溢出的距离边界，检验了创新空间溢出驱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最佳地理距离区间，从而为增强区域创新合作以提升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量化依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创新具有的增长效应、资源与环境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是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途径，且产出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驱动效应强于投入端创新；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依赖于城市区位、所在城市群、环境政策、资源禀赋、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城市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空间溢出随距离变化呈衰退趋势，350公里以内为创新活动的密集溢出区；生态效率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越发达且联系越紧密、要素流动越自由、创新对生态效率驱动效应越强的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也越强。因此政府应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为创新外溢创造良好条件、注重引导创新的方向，并根据区域及城市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     

数字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分析2011—2020年数字金融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刺激居民消费是数字金融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数字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存在地理位置及经济发达异质性。最后，为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关键期恰当运用数字金融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东部地区、未开通高铁城市、中小城市的绿色发展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适度的城市蔓延有助于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但过度的城市蔓延则会对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城市蔓延对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本地及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基于此,提出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市蔓延边界、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蔓延调控策略以及加强城市间城市蔓延调控的协同效应等对策建议,以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构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数字经济与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协调、共享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南方地区的影响要强于北方地区。     

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

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和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空间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绿色创新，但抑制周边地区发展，并且两者具有空间聚集性；从异质性分析来看，主要是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分指数和中部地区的空间效应较为显著。最后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等相关建议。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绿色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必要性，构建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通过选取我国30个省（区、市） 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绿色金融指标评价体系，实证研究绿色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将绿色金融分解为不同维度，发现从不同维度来看，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不相同。进一步研究得出，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程度上有着空间上的异质性，绿色金融发展对东北地区的影响远高于西部地区。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发现，绿色金融在空间上能够很好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且因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故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据研究结果，本文为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运用熵值法测度2012—2021年陕西省地级市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各地级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基于陕北、关中和陕南视角探索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促进效应尤为显著,并在剔除省会城市和滞后一期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一作用存在异质性和时滞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关中地区的异质性影响远大于其他地区。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4—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测算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再结合基准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及各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流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呈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差异特征;长江经济带物流业能源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当地物流业能源效率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下游-上游-中游逐渐递减的趋势;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物流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渠道促进物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和物流业能源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蓬勃兴起,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在此背景下,如何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中国城市走向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新模式,是当前亟待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文章使用2011—2019年中国2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剖析数字经济自身特征的基础上,从边际效应和作用机制两方面提出了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假说,并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于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数字鸿沟"效应的存在。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创新能力激发效应和公众认知能力提升效应三重机制赋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这些结论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解析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与特征,实践上有助于中国政府充分利用数字经济赋予的时代机遇,加快中国城市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和打造创新、智慧、生态、美丽的新型城市。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赋能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测度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的发展水平,以服务业效率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服务业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因此,提出扩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渗透率,助力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创新,加快西部地区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等建议。     

碳减排对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双碳”目标升级为国家战略,碳减排行动也成为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 2002 至 2020 年省际面板数据,选取混合距离 E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排放、效率、非化石能源、气候绩效等多维度定量评价碳减排发展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减排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碳减排发展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来看,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碳减排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机制检验显示,碳减排能够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发展绿色金融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论为地区差异化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智慧化中的作用——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农业经营规模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农业智慧化水平指标,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直接作用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智慧农业发展;从间接作用机制来看,技术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发展的影响中产生了部分中介作用;农业经营规模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智慧农业的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维度异质性。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分析

基于系统性构建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为前提,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而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中心城市的显著性更强。此外数字经济通过人才资源储备与低碳技术创新进一步实现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此,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巩固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还应缩减内部差异,以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与路径选择

文章选取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其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显著;在有政策扶持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政策优势能够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今后应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创新,稳步推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深化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融合,更好地推动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4—2021年城市相关数据,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试验区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表明：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推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相较于非试验区城市,试验区政策的推行可以提升试验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并且政策具有空间溢出正效应,结论通过了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试验区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和不同行政等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试验区政策通过资本产出效应和绿色要素替代效应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以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边际效益更大化为指引,及时并有针对性地扩容试验区和推广相关政策,可优先选择资源型城市和低级别城市进行扩容或推广相关政策,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施行区域差异化引导政策。     

煤炭资源型城市工业生态效率及其绿色发展研究——基于山西省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工业生态效率是衡量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合理评价资源型城市的工业生态效率对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8年山西省工业及环境相关数据构建工业生态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算11个地级市工业生态效率，通过ESDA方法对其时空演进、空间关联以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6年间山西省工业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其发展可分为“低效发展期”“不稳定转型过渡期”“转型成效初显期”3个时期；空间上表现出“中间大，两头小，南高于北”的空间分布格局；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总效应为正，是促进工业生态效率提升的积极因素；产业集聚和对外开放总效应和间接效应为负，对周边地级市工业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文章基于2006—2019年京津冀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正、负外部效应双重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同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影响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作用效果以及更高的拐点值，且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及绿色技术进步“双引擎”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可为如何依托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