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基于201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空间影响,并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依赖性,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之后结果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不是纯粹的线性关系,而是具有双重门槛的特征;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也对农村产业融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促进作用都具有双门槛特征。因此,针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能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比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以工业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互动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分析

利用2013—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动态影响关系，从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3个维度分别考察对共同富裕福利性、保障性、发展性3个层面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突出，呈现地区差异化的特征；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互动效应关系，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支持共同富裕提供新的动能；共同富裕的发展间接促进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共同富裕发展性水平，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共同富裕福利性以及保障性水平的提高。根据所得结论，提出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数字技术完善城市发展网络、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等建议，以促进我国整体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赋能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11—2020年的数据,测度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的发展水平,以服务业效率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服务业效率是数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门槛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因此,提出扩大服务业中数字经济渗透率,助力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创新,加快西部地区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等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研究

数字乡村是“数字中国”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结合点，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量。本文聚焦数字乡村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旨在厘清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具体而言，本文系统梳理国家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的重要政策对数字乡村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进行阐释。从财富创造效应视角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高质高效、提升乡村治理效率、培育智慧农民等角度促进农村财富积累，起到了“做大蛋糕”的作用。从普惠共享视角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技术扩散效应、资源普惠效应和网络共享效应助力农村的普惠共享，起到了“分好蛋糕”的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数字化财富创造能力和数字化治理能力较弱、农民数字素养亟待提高、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鸿沟依然突出、数字技术的产业融合效应较弱等现实问题。本文针对数字乡村存在的问题，提出创新发展智慧农业、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完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等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探究

当前，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已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文章选取了2011—2021年全国31个重点城市作为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影响关系，以期深化数字技术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解，为推进数字技术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拓展应用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且对第三产业影响尤为显著；而数字技术对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且东部地区最明显。     

数字技术采纳、社会网络拓展与农户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不仅是农户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而且是推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对共同富裕的测度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测度区域和国家的总体共同富裕水平,鲜有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究增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问题。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对7031份农户样本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刻画,运用O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技术采纳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采纳显著提升了农户共同富裕水平,在更换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估计与PSM匹配等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通过拓展社会网络促进农户共同富裕,其中,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网络强度是其主要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采纳对低收入组农户的共同富裕促进效应强于高收入组,有助于缓解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发挥着促进"增富"及"共享"的分配效应;采用数字技术进行浏览信息、休闲娱乐、商务工作和投资理财对农户共同富裕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商务工作,对农户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效应最大。可见,应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契机,完善农村数字硬件设施和软件基础,提升农户数字技术采纳能力,共享数字化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者就业技能结构的空间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和就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关注面,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机制,利用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对机制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直接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高技能化,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赋能就业技能结构存在非线性影响。基于此,相关部门可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方式、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间数字经济平衡发展等措施以促进我国就业结构调整升级。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在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采用2013—2020年我国各地区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能提升所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临近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积极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协同集聚三个变量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以进口贸易占比为门槛变量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门槛后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因此,应大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创新效率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16—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9市2特别行政区的数据,运用熵权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水平,将数字经济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具体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赋能效应显著;通过对机制分析表明,科创能力的提高、企业产业的分散、人才资本的积累是数字经济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三个重要渠道。为了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赋能效应,应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增加科技创新的投资力度,增强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数字经济与各产业融合发展。     

新发展阶段我国绿色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新发展阶段下，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是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可依赖路径。通过构建符合新发展阶段的绿色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和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收集2015—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绿色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呈现区域异质性，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把握数字经济时代机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2014-2020年成都市西部片区8个区(市)县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测度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8个区(市)县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同质性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高于异质性空间溢出效应；(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间接促进作用。据此，从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弥合数字鸿沟打造数字包容等方面提出建议。     

农村地区数字生产基础设施对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

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按照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用途将其划分为数字生产基础设施和数字生活基础设施，并从理论上阐述了数字生产基础设施对种植结构的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生活基础设施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同时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对上述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生产基础设施与种植结构存在“U”型曲线关系；数字生活基础设施在数字生产基础设施与种植结构两者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数字生产基础设施与种植结构之间的“U”型关系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显著，而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表现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优势以促进种植结构“趋粮化”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及区域比较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同向变化使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可能性。为了验证这一假设,运用熵权分析、计量分析和门限模型对2013—2021年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由于共同富裕具有多维性,共同富裕应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在我国可以划分为经济引领型、文化引领型、社会引领型和生态引领型4种类型。数字经济赋能文化引领型、经济引领型和社会引领型共同富裕的效应更大,政府干预和居民消费对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在一定的抑制性,加快外贸和第三产业提质增效有助于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效应发挥。区域发展阶段对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在强劲作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存在双重门限和滞后性,滞后一期能够使赋能效果覆盖全国,内蒙古、贵州等9省(区)可以达到单一门限的共同富裕水平。     

人力资本、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目标的核心是增加居民收入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收入分配的一项重要指标,有利于改善初次分配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利用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在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和经济规模大的地区,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贸易发展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发展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测度了2013～2017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了数字贸易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门槛效应检验显示,该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经过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多期DID检验及Bartik工具变量等检验,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两条路径分别是技术创新和成本节约;相对于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需要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地理区位、所属城市群、城市层级的差异都会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国西部地区、稳定型城市群及四五线城市而言,数字贸易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明显,说明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普惠效应。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作为贸易融合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器。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市数据,对数字贸易和统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这种关系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存在;数字贸易通过物流渠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企业效率通道因引致垄断而抑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开放水平对数字贸易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贸易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强,具有平衡地区发展的作用;此外,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规模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及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贸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U型”影响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有助于通过数字贸易视角推动市场整合,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为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探索新引擎。文章据此提出完善数字贸易市场规则、促进公平竞争、扩展高水平开放、形成“竞合”效应、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等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举措。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选取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K-Means聚类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进行测度评价,通过面板模型、分维度回归、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二者均在时间趋势上呈增长趋势,空间特征上均表现为东部高、中西部低;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信息化发展、数字交易发展、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能显著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互联网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差异显著。     

中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熵权-TOPSIS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进行测度，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莫兰指数对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的时空分异情况进行分析，并通过Tobit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存在明显区域差异，融合水平最高的是广东和北京，融合水平最低的是宁夏和青海；融合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在波动中上升，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是融合水平时空分异的重要来源；我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融合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依赖性；融合水平的正向影响因素有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等。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促进我国物流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