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基于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考察

本文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探讨其对于提升国家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传统农业社会时期中国的上层官僚组织和下层乡村社会处于“双层分离”状态,依靠地主士绅阶层完成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间接管理,而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国家政权不是以内卷化的形式,而是借助于各种党政组织和团体垂直深入到乡村社会,由此地权变革造就的强大基层社会组织和政治动员能力,使新生的政权相继完成了农业组织变革与意识形态再造,有效地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为工业化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之,比较历史制度的分析表明,土改不仅关乎土地权能的重构与再分配,也是土地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之间权力结构的重塑,这对于发掘土改之于中国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层含义至关重要。     

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法律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拉开了一场深刻广泛的农村综合改革的序幕。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革命,为农民减负增收谱写了新的一页。但是如何巩固税费改革成果,避免“黄宗羲定律”重演,仍是我们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重大问题。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家和农民的分配关系,是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根本保障。     

1927～1949年中国共产党财政工作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原则及其影响

中国共产党财政工作中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原则强调人民政府以公共权力为依据,通过税收筹集财政收入;同时,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使广大民众受益。文章详细阐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苏区财政、边区财政和解放区财政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原则的遵循,即如何以税收的形式筹集财政收入,又将税款用之于民的过程,并分析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财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财政实践的缩影,其中贯穿的基本原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人民至上的基本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

1946年至1948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北方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所谓“翻心”的实践。本文集中考察这场革命武教化运动过程中以“主人翁的自觉”为政治旨归的言说与权力运作。从普通农民的思想“障碍”出发，文章引出围绕“思想”展开而以发动与领导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实践。以“苦”这一革命教化在广大乡村中的主要经验着力点为轴心，文章着重分析思想权力行使的两种重要方式：“诉苦”（及“解苦”）实践与“访苦”（及“引苦”）实践。关于土改“翻心”的经验考察揭示出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即突出“心”、“思想”或“精神的东西”的重要性。就此而言，“翻心”可谓未来共和国的革命政治文化之滥觞。同时，它也揭示出现代革命实践与关注心术与教化的中国传统之间的深刻延续性。     

土地改革与闽西苏区社会结构的变化

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的土地改革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革命 ,对闽西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土地改革中 ,阶级意识的启发与阶级成分的划分 ,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动员 ;乡村苏维埃的建立 ,使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渗透至乡土社会 ,并由此重构了苏维埃区域的社会结构。     

农村税费改革与依法行政

“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村税费改革又是目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之后农村的第三次革命。它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基础,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稳定做出的重大决策。通过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可以明显减轻农民负担,明显改善农村基层党群关系,以此促进乡村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换,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用新视角看待并解决"三农"问题

2001年以来,中央进一步提高了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这实在是形势使然。不论是从实现三步走的长远目标来看,还是从扩大内需的实际需要出发,“三农”问题都是应亟待解决的。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重大的社会改革是土地改革,由此解放了中国农村生产力。而中国工业化过程,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剥夺农民的利益积累工     

论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0余年间，中国农业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亿万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土地由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变为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形成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模式；     

“一胎化”的政治学:理念、利益、制度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政策,无论目标还是手段,均极为严苛。这种政策,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推行?为什么是这个时点?为什么是一胎?为什么能延续至今?通过横向、纵向的一系列比较,本文指出仅从人口指标、物质利益、制度结构出发并不能解释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生与演变。其关键还在理念。一胎化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六组理念在同一方向强化建构的产物(发展代替革命、计划先于运动与市场、科学取代传统、国家优于家庭、民族国家取代种族、男权压倒女权)。正是"国家"话语主导建构的人口"危机"赋予了一胎化合法性。而危机本身,则来源于国家政治精英在发展问题上的急切愿望与强烈焦虑。     

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革命的视野下,通过对苏维埃运动时期农民性格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进行动态的考察,再现了中共与农民的磨合与互动场景。与华北、长江三角洲相比较,从革命和中共的乡村动员视角来考察,这一地域的农民特质主要包括原初的营利意识、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极端的山区型权威性格。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必须面对这些农民性格。走向乡村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动员、任务与政令来突破革命的瓶颈,快速、有效地从乡村获取革命资源,使广大农民汇成革命的洪流。     

对乡土时空观念的改造:集体化时期农业“现代化”改造的再思考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对农业的“现代化”改造成为新时期下国家在乡土社会的主要治理目标.但是由于抽空了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这种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到对文化和社会观念改造的层面上.然而,权力以“现代化”之名对传统乡土社会时空观念所展开的社会改造不仅与事实上仍然延续的小农生活方式相去甚远,而且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现代社会意涵上的“自由公民”.在此过程中,权力却成为一切资源的拥有者,并通过对农业日常生产的介入,进一步控制了农民的生活世界.农民对国家的依赖加深了,但二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却一刻也没有消失,并以隐蔽的方式不断积蓄.     

社会主义新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20世纪以来,在中国依托革命化与国家化的历史而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推动了民间文化在革命、社会运动语境下的改造、重构与复兴。进入21世纪,国家从文化行政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既为隐藏在乡野边陲的各种民俗提供了合法化生存的契机,也为国家化、革命化的文化形式提供了追根溯源的理由。笔者试图将社会主义新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中,探讨民间文化是如何被革命和国家话语所解构、重建,进而形成社会主义语境下的新文化传统,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身份进入国家话语体系。同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新传统在话语体系上的结合,以及由外而内、自上而下的文化实践,系统呈现出意识形态、文化行政对社会文化的重塑过程。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继土地改革 ,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它通过调整和规范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 ,保障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所有权 ,巩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推动农业产业调整 ,在经济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前 ,我国许多地方正逐步推行这项改革。文章认为 ,在推进这一重大改革的进程中 ,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 ,因地制宜地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切实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 ;转变政府职能 ;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制止农村中逐步蔓延的乱罚款、乱收费现象。这对我国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腾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学思路

“三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基本的一些问题及难题。进入近代以来,从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的土地改革、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其相关的一系列经济建设实践活动,一直到1978     

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使共产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也切实改变了乡村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这样一场上下逐力的运动中,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社会,还有这原本外在于乡村的革命。土改工作队员们正是借助于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中,重新阐释革命的逻辑,使得革命一步步成为乡村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最终实现了革命的日常化转变。而乡村人也借助于工作队员们的情感动员,以及对革命场景的亲身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慢慢向革命靠拢。一种新的革命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开始形成了。     

历史上的“官商”：一个经济学分析

本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最大化，因而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其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乃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逻辑的自然延伸。     

乡土社会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在传统乡土农村，国家法是萎缩的，民间法则显得活跃与兴盛。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国家法与民间法仍同时存在，共同发挥作用。本文将系统分析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乡土农村的冲突与转化，立足于依法治国的大前提，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民间法调控的范围、缺陷以及民间法存在的价值。     

二重化村落空间

在费孝通的描述中,礼治维持着村落的秩序,教化权力形式正当其时,国家对村庄施行无为政治。这是传统的乡土中国。但现代化运动以来,国家权力开始深入村庄,甚至延伸到家庭,村庄再也不是天高皇帝远的自在田园,外来力量的涂抹使村庄不再呈现单一的性质。也许,这只是一种理论     

对农村税费改革的几点新认识

目 前在全国大范围内展开的农村税费改革 ,被许多学者、媒体炒作为中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之后的“第三次革命”。土地改革使广大的农民获得了土地 ,家庭联产承包又使农民获得了自由耕种的权利 ,两者都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改变了农民的命运 ,切实增加了他们的收益 ,因而将其称为农村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革命 ,应该是不为过的。但是对于这次税费改革的作用 ,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后 ,我国农村面临的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所带来的隐性失业和低生产效率 ,如何通过持续的增加收入从而有效地缩小城乡差别。事实上 ,当前我们所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 ,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并不能解决我国农村的根本性问题 ,因此也很难说得上是“第三次革命” ,最多可以称为一次“改良” ,所以我们对当前的税费改革应该有理性的认识 ,在进行这项改革的过程中要切实注意一些相关的问题。(一 )农村税费改革既不是我国农村改革最终目的 ,也不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途径。目前 ,我国的“三农”问题极大地制约着经济发展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农民的负担重 ,收入增长减缓 ,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极...     

从政治呼号到法律逻辑——对中国工人抗争政治的话语分析

近年来在中国的劳工抗争中出现了对“权利说辞”的频繁使用,这到底意味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也就是国家的撤退,还是反映了民众“规则意识”的延续以及国家的持续控制呢?本文对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在十年抗争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文本进行了“话语实践”的分析,认为抗争工人所使用的话语依赖于具体的斗争情境与权力关系,而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工人抗争的过程中促进了他们对自己利益诉求的合理性辩护.工人们对“权利说辞”的策略性使用一方面展示了国家对工人们的符号性支配,由此成功遏制了劳工抗争,防止了社会矛盾的激进化危险,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只有真正实行“法治”才是制度化地吸纳社会抗争的持久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