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与闽西苏区社会结构的变化

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的土地改革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革命 ,对闽西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土地改革中 ,阶级意识的启发与阶级成分的划分 ,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动员 ;乡村苏维埃的建立 ,使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渗透至乡土社会 ,并由此重构了苏维埃区域的社会结构。     

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瑞金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从国家政权构建的角度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本文从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关系的视角,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江西省瑞金县的土改为考察中心,探讨乡土意识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磨合与互动,揭示革命理念的惯性作用与国家建构的路径依赖。权力话语一方面要借助民间话语向个人话语进行“启蒙”,使之弃恶从善、弃私从公;另一方面,权力话语还要保持对民间话语的过滤,使民间话语更能为权力话语服务。权力之于国家的至关重要,土地之于农民的生死攸关,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相互激荡,革命理念与农民意识的互化,这一切都得以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完美”呈现。     

以俄为鉴:加快土地改革

俄罗斯土地改革从 1 991年起经 1 0年的争论 ,随着《农用土地流通法》的实施 ,土地终于走上了私有化的道路。这对于扭转俄罗斯萎靡不振的农业局势 ,搞活农业经济奠定了制度基础 ,标志着俄罗斯农业领域确立了市场机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 ,借鉴俄罗斯的立法经验 ,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所有权 ,并在土地买卖时作程序性限制 ,定会使中国农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     

从“静悄悄的革命”到“闹革命”——国共内战前后的土改与征兵

中共在1946年国共内战之前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目的就在于改变解放区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重建、巩固和强化党在乡村的组织化控制，从而为征兵、扩大军队兵源创造条件。基于这一目的，中共在土改中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性行为，包括在其控制的中心区与边沿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在贫雇农路线和中农路线之间进行微妙平衡，等等，这使整个土改过程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中共最终通过土改，使党组织在乡村社会扎根，进而有效地动员农民广泛参军，为中共军队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奠定了决定性的后勤基础。     

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使共产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也切实改变了乡村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这样一场上下逐力的运动中,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社会,还有这原本外在于乡村的革命。土改工作队员们正是借助于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中,重新阐释革命的逻辑,使得革命一步步成为乡村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最终实现了革命的日常化转变。而乡村人也借助于工作队员们的情感动员,以及对革命场景的亲身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慢慢向革命靠拢。一种新的革命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开始形成了。     

传统的翻转与再翻转——新区土改中农民土地心态的建构与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区土改的推进,是以翻转传统乡村的经济社会伦理和土地秩序观为前提的,这一翻转,并非如革命史研究所认为的那样容易,而是一系列精巧的政治与社会动员的结果。同时,这一翻转又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以平均主义为内核的制度选择的基础和起点,产生了复杂的历史效应。而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则意味着对既有历史的再选择,选择能否成功,则看其在保留历史选择合理性的同时,能否化解自土改以来所形成的平均主义土地心态的消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这无疑又将发生一次观念的再翻转。只不过,这一再翻转不是要回复到革命前的乡村观念史,而是要在处理好传统土地观念——包括革命前的土地观念和革命所带来的土地观念——与现实需求的结合中做出新的路径选择。     

建国初期河南省土地改革概况

1949年夏至1952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省在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河南省的土地改革是依据中共中央和中南局关于新区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的.河南省土地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1949年初-1949年夏);展开阶段(1949年秋冬-1951年春),共分三批进行;复查阶段(1951年夏-1952年2月).     

建国初期河南省土地改革概况

1949年夏至1952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省在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河南省的土地改革是依据中共中央和中南局关于新区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的。河南省土地改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1949年初－1949年夏）；展开阶段（1949年秋冬－1951年春），共分三批进行；复查阶段（1951年夏－1952年2月）。     

俄罗斯土地改革与法制建设

俄罗斯土地改革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一个激进派和保守派博弈的过程,还是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更是一个由行政推动到法制化的过程。俄罗斯土地改革中的法制建设伴随着俄罗斯土地改革的全过程。俄罗斯相继出台的系列法律法规对俄罗斯的土地改革乃至于农业改革、经济改革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虽然法制化的过程艰难而曲折,但对农民人性的激发一定会让俄罗斯的农业经济充分展现后发优势。俄罗斯土地改革中的教训和经验值得同属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借鉴和参考。     

乡村社会、公共秩序与政府审计:从控制到治理

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活动和公共秩序处于士绅阶层管理之下,受益于儒家传统和差序格局,乡村社会公共秩序得以维持.随着国家政权逐渐深入乡村,传统乡村公共秩序不断瓦解.现代乡村自治组织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其职能与范围已完全不同于传统乡村自治组织,而国家政权对这种日益增长的权力却缺乏有效的制度性约束.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政治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民主法治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理应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以巴泽尔的"交易-履约模型"为分析框架,首先探讨了国家对乡村自治组织强化监督制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阐述如何发挥政府审计职能以有效制约乡村自治组织对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的滥用,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良治.     

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第三章社会主义是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农村不能走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也是中国大多数农民的愿望。中国农民,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城乡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大多数实际上是半无产者。他们生活极其穷苦。在土地改革以后,虽然比以前有     

土地改革不能老是试点

正2008年出台了很好的土地改革目标,但5年来基本上没有动,这是非常令人遗撼的。如果现在继续说"试点",再过5年可能还动不了。2014年,希望能在土地改革操作上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土地改革方面有了鼓舞人心的目标,就是土地要素市场化,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权,主要是土地财产权。     

当前农地产权与流转制度改革研究

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利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进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提升农村建设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当前,农村土改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必须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建立以权属管理和用途管制为核心的现代土地管理制度。具体而言,要加快确权颁证工作,稳步推进土地改革,加强土地流转市场制度建设,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有效途径,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发展农地金融,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中国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兼论当前乡村体制的改革

本文对我国县以下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进行历史的考察,指出传统的帝国时代,县以下也存在多级组织与管理层级,王权通过这些组织对乡村保持一定的监控。传统的乡村治理的常态既非“自治”,也非“专制”,而是实行“官督绅办”的体制。这是一种节约成本的制度安排;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基层延伸并最终实现乡村组织与管理的国家化、行政化和官僚化。这也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二十世纪末的村民自治改革中,国家才开始从乡村一定程度地退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未来乡村体制改革及基层组织设置过程中,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资源吸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都是基本的影响因素。当前人们争论乡镇政权是否退出乡村或者是“强化”还是“弱化”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乡镇政权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如何组织与功能如何改革,哪些组织和功能应强化、哪些组织和功能必须弱化。     

村民自治与国家重建

本文立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从“国家建设“的视角探讨村民自治的工具价值和历史功能。文章认为，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国家建设一直贯穿始终。村民自治是一种国家重建形式，它的推行并非国家从乡村社会的退出，相反则是国家真正深入乡村社会的表现；由于它重新起用了乡村的民间资源，并实现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性质的对接和融合，无疑是国家对乡村社会整合成熟的标志。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基本逻辑和发展趋势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探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从生产关系变革到现代农业经济体系重塑，从全面进行乡村改造到深入实施乡村振兴，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不同体制条件下不断演进，其基本逻辑在于动力塑造中对个体与组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邃思考和不断调整。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考虑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动力、资源注入、市场联结等问题，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出发，形成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激励和不竭动力。     

乡村振兴视角下亚洲典型国家土地集约综述

乡村振兴运动已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纵观世界农业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乡村快速发展的一些亚洲典型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于乡村振兴运动,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三农问题,使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农民收入显著提升。在亚洲典型国家农村政策梳理过程中发现,土地集约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文章选取日韩两个亚洲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比对两国土地集约化时的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呈现土地集约过程中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诠释各国土地集约期间的政策设计,总结出亚洲典型国家的土地集约经验。     

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历史意义

<正>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内含一系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反思和政策调整,意在区别于超前发展大城市的战略导向。而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践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具有重大意义。土地改革红利与二元结构回看新中国60多年建设和发展经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大国中实现工业化最为成功的国家。中国作为资源有限、农民高度分散的人口大国,又是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进行工业化建设,遂把农村作为提取     

简析农村土地改革对发展农村经济的影响

农村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势头的好坏,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前景,影响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影响着中华名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基于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更是颁布实施一系列相关的农村土地政策,通过宏观调控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力争为新形势下的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近年来,这一系列相关农村土地政策的贯彻实施,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量,为农村经济实现更快速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本文首先对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进行阐述,其次对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进行表述,然后重点分析农村土地改革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最后着重探讨农村土地改革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乡村卫生组织在地化的调适——从定县实验到华西卫生实验

乡村基层卫生组织是现代卫生资源向乡村社会下沉的重要载体，建设有效的基层组织也是实现乡村卫生现代化的瓶颈问题。本文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乡村基层卫生组织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定县实验区和华西实验区现代卫生的在地化发展，探究乡村卫生制度、卫生服务、卫生人员等方面的在地化调适过程，发现乡村卫生组织在地化的实现需要在制度化卫生体系的框架中，合理发挥地方民众主体性的作用，实现外部卫生资源与内部组织成员的互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组织制度与地方社会环境耦合，组织运作与地方社会资源对接，组织动员与地方社会结构互融，舍此之外，现代卫生在乡村的在地化可能很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