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农地城市流转的基本态势及区域差异

根据武汉市近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详查数据资料,分析其农地城市流转的基本态势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是武汉市农地城市流转的主要流出类型,且在质量等级上多为优质耕地;农地城市流转的区域差异表现明显,主要集中分布在城市主城区的新区及城郊区;其区域指向性变化亦明显,主城区扩展的建设用地主要以城市、建制镇、村庄等居民点用地为主,城郊区以交通用地及工矿用地为主。     

土地用途管制下农地城市流转的公众福利动态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用途管制政策下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损失状况,研究农地保护政策的最优选择。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方法,模型分析方法。研究结果:中国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动态土地用途管制)优于静态土地用途管制、税收等政策,但仍然存在福利损失,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研究结论:(1)土地用途管制易于产生政策规避行为和违法用地现象,同时政策制定存在困难;(2)农地保护政策的研究应考虑农地城市流转的动态变化因素;(3)地方政府进行农地流转决策需要考虑农地流转过程中非经济福利的损失。为实现农地城市流转福利优化,地方政府应在流转发生的同时,支出等同于当地非经济损失的资金进行弥补。     

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格局与扭曲程度*——基于上海市农户问卷的实地调查

［目的］土地流转收益分配一直是城乡土地利用与管理的热点话题。文章根据上海农户微观实证调查，以农地征收作为国有建设用地的增值研究状态，以集体建设用地征收、复垦和私下交易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增值研究状态，分析不同集体土地流转的各权利主体增值收益和收益分配格局。［方法］利用阿特金森福利指数测算不同流转模式下收益分配格局的扭曲程度。［结果］（1）农地城市流转中农户和政府的收益比为1∶4718； 宅基地征收中农户和政府的收益比为1∶122； 宅基地复垦两者收益比为1∶402，农户隐形交易中农户获得农村房地产全部增值收益105 783元，政府所得收益为0； （2）农地城市流转、宅基地征收和宅基地复垦3种流转形式的综合阿特金森指数分别为0918 7， 0009 9和0361 9，即宅基地征收的阿特金森指数最低，其收益分配格局扭曲程度最低，而农地城市流转阿特金森指数最高，即收益分配扭曲程度最高； （3）从收益分配扭曲程度可推测，政府组织流转集体土地的优先序为：农地城市流转>集体建设用地复垦>集体建设用地征收。［结论］该研究不仅分析了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格局，也揭示了政府组织集体土地流转活动的动机，为进一步提高农户补偿提供了一定科学依据。     

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对农地流转影响分析——以农地价值感知为中介变量

以农地价值感知为中介变量,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并利用广东省5个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问卷调查数据,采取二元Logistic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农地价值感知作为中介发生传导;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融入水平的提升会提高其农地价值感知,甚至使农地"人格化"后形成高强度的禀赋效应;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农地价值感知越高,越可能促进长期稳定的农地流转;农地流转价值比其生产价值更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重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对其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地转用过程中农民的认知与福利变化分析——基于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农户与村级问卷调查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周边农地流转建设用地的数量不断增加。本文以武汉市为例,对农地转用前后农民的福利变化进行实地调查与分析。研究表明,为了国家利益,农民支持农地城市流转,但对征收政策不满意;征地后农民的经济福利及社会福利下降了。文章从征地类型的界定、农民的补偿安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征地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效益损失估算——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地城市流转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本文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估算洪山区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效益损失额。研究表明：①超过90％的居民已经意识到农地保护的重要性,80％以上的居民愿意为保有农地出钱或捐物,其中农民的平均支付额为292．56元／户·年,市民为361．89元／户·年,支付水平与受访者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特征有显著关系;②估算出武汉市洪山区农地的外部效益为21．17×10^8元,其中单位面积农地的外部效益为27．15×10^8元／公顷;③1997～2005年洪山区的耕地面积减少1230公顷,耕地城市流转损失的外部效益达3．34×10^8元,占2005年GDP的2％。     

农地城市流转的福利效应研究进展综述

通过文献回顾法和归纳法,对国内外关于农地城市流转中福利效应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从目前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在农地非农化的选择价值、不同权利主体在城市流转中的福利变化、基于公平与效率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但在福利的定量研究方面,尤其是如何把福利测度方法运用到农地城市流转中福利效应的测度研究较少。因此,结合城市流转的特点,构建分析农地城市流转福利效应的理论框架,探寻农地城市流转社会福利效应的测度计量方法,对于促进我国农地有序流转、维护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效益损失估算——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地城市流转已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本文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估算洪山区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效益损失额。研究表明：（1）超过90％的居民已经意识到农地保护的重要性，80％以上的居民愿意为保有农地出钱或捐物，其中农民的平均支付额为292．56元／户·年，市民为361．89元／户．年，支付水平与受访者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收入等特征有显著关系。（2）估算出武汉市洪山区农地的外部效益为21．17×10^8元，其中单位面积农地的外部效益为27．15×10^4元／hmz；（3）1997～2005年洪山区的耕地面积减少1230hm2，耕地城市流转损失的外部效益达3．34×10^8元，占2005年GDP的2％。     

农地发展权价值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资产保护——基于土地供需双方的选择实验模型检验

本文以广东省南海区为研究对象,采用选择实验法,以南海224个行政村的村集体和用地企业为受访对象表明,运用多项Logit模型从土地市场供需双方视角测算土地发展权价值。研究结果:对于村集体,农地开发为工业、商业和住宅用地的发展权价值分别为604. 25元/平方米、1946. 30元/平方米、1508. 63元/平方米,而用地企业认为该3类发展权价值分别为1038. 42元/平方米、2203. 32元/平方米、2163. 89元/平方米;地块破碎度、容积率、土地用途对土地开发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供给方和需求方均对开发成商业用途偏好最强,工业最弱;集体土地市场存在超额需求,同时,无论村集体还是用地企业均认为当前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较低,集体建设用地存在资产流失。     

农地城市流转微观特征分析——武汉市城郊区的问卷调查

协调经济发展和农地保护之间的矛盾需要对农地城市流转特征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本文利用武汉市城郊区被征地农户和村集体的样本调查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城郊区农地城市流转的微观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微观地块因素中,单个流转地块的面积、农地流转后的用途和流转地块是否处于城市规划区内对农地城市流转面积的影响都极为显著;在影响农地城市流转的众多村级因素中,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村集体年度总收入和村集体获得的征地补偿额,其次是村集体所在区平均最低地价水平;经济利益方面的因素是村集体供给农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