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和政策视角下的动态外部性与集聚经济——基于中国省级行业面板数据

动态外部性根据强调因素的不同,可分为专业化外部性,多样化外部性和竞争外部性.利用我国2005—2009年相关数据,检验了不同地理和政策因素下集聚经济的动态外部性来源.结果表明:不同地理和政策因素下集聚经济来源是不同的;各种动态外部性与产业产出普遍存在着一种非线性的关系;相同地理因素下,地方保护力弱的产业更容易从竞争外部性中受益;地方保护力强、对外依存度低的产业更容易于从专业化外部性中受益;多样化外部性几乎不存在     

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机制——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中国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机制问题,并由此系统地对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不论是静态的影响,还是动态的作用过程,外部性在产业集聚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从静态角度看,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从动态角度看,产业专业化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多样化在统计上不显著;(4)劳动生产率在地区之间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三个层次,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地区间有收敛的趋势。本文所包含的政策含义是,大力推动地区间的一体化进程,将目前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到某些中部省份,这可能是实现缩小地区差距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地区产业多样化发展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 产业多样化发展有利于分散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稳定性,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方法/过程 采用熵值法将地区整体多样化分解为相关多样化与无关多样化,并运用地区宏观面板数据分析地区三种产业多样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经济、政策、区位三类因素的异质性影响。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我国地区产业多样化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分散化区域特征,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呈相反趋势;部分经济因素明显表现出沿海省份“倾向性”影响,其中产业外部性、人力资本、相对城市化水平、信息化、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技术水平、开放程度对东部地区产业多样化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因素与政策因素对相关多样化、无关多样化存在相反的影响,政府干预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多样化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却更能促进沿海省份产业多样化发展,直辖市具有产业多样化发展的区位优势。     

地方财政教育投入正外部性的实证分析——基于东、中、西部的比较

根据人力资本外部性理论,教育投入也会产生外部性。我们运用经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卢卡斯模型,对1996-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的教育经费、GDP、人力资本存量、固定资本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地方财政教育投入正外部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对人力资本的形成有显著作用,且西部〉东部〉中部;东部人力资本对东、中、西三部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作用。但中西部人力资本对各自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显然,地方教育投入（主要是基础教育投入）存在着正外部性,在基础教育投入方面,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分担比例应有所区别。     

人力资本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尺度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新古典模型对人力资本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微观尺度识别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市人力资本平均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提高低人力资本者的工资水平,而且还能够缓解高人力资本者由于供求规律导致的工资水平降低的趋势。分区域看,沿海地区人力资本外部性效应要强于内陆地区,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有陷入“低发展陷阱”的危险。宏观方面,利用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测度我国及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外部性对我国及区域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产出弹性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小。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服务业集聚指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并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制造业工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工资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地区分异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未呈现出明显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抑制了制造业工资上涨;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各地区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始终不显著。研究结论对降低地区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工资不平等——来自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服务业集聚指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工资方程,并基于中国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和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制造业工资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工资空间分布的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不显著;地区分异的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在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工资水平有正向作用,在中部地区未呈现出明显作用,在西部地区却抑制了制造业工资上涨;而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各地区对制造业工资的作用始终不显著。研究结论对降低地区制造业工资不平等程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地区专业化、多样性分工与产业结构升级

选用我国30个省份2002²013年的动态面板数据,对地区专业化、多样性分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东、西部地区多样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着正面影响,地区专业化则具有负向作用,而中部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就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而言,人力资源与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发挥着积极作用,政府干预与外贸的影响并不稳定。     

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中部地区1994-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制造业创新——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从制造业整体来看,专业化(MAR外部性)对制造业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多样化(Jacobs外部性)和产业内竞争(Porter外部性)有利于制造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从分技术层面来看,低技术行业创新更多受益于MAR外部性,中高技术行业创新更多受益于Jacobs外部性。从分企业规模来看,小型企业能从多样化集聚中获得更多创新收益,大中型企业能从专业化集聚中获得更多的创新收益。从分企业生命周期来看,新生和年轻企业创新更多受益于Jacobs外部性,成熟企业创新更多受益于MAR外部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湖南省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从马歇尔、雅各布斯外部性及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建立理论和计量模型,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探讨了湖南省13个地级市2000～2009年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及其集聚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多样化的影响却不显著,意味着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主要表现为马歇尔外部性;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不存在相互促进的联动机制,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规模不经济,这主要是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制造业发展中的相对滞后性引起的。推进各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的专业化经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是较为理想的政策安排。     

高技术产业集聚外部性特征的动态性和差异性研究——基于时变参数估计的分析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发展被视为中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集聚外部性效应的甑别与测定却尚存诸多争议。本文侧重于分析集聚外部性的时间性质,选取高技术产业的四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使用中国1985~2009年28个省、市、自治区23个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外部性的长期动态特征。研究发现:(1)产业分布格局变迁确实引致集聚外部性效应发生转变,且2003年是效应发生变化的核心转折时点;(2)以2003年为转折时点,产业专业化以及多样化对产业发展的集聚外部效应呈"U"型、倒"U"型或线性特征,竞争的集聚外部性效应则呈"U"型特征;(3)行业差异方面,行业的区域集聚程度是集聚外部性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其决定了专业化和多样化外部性效应的动态特征。高技术产业集聚外部性的最大正向效应发挥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宜的产业环境,同时应重视各省份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不同所引致的差异特征。     

政府公共服务、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

在Fujita与Thisse(2002)和王洪光(2007)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政府公共服务,可以分析政府公共服务与产业集聚和地区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某区域运输成本较低,政府公共服务完善,收入水平高时,产业集聚将在此地形成;区域间人力资本水平相近时,政府公共服务对于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有限;某一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时,政府公共服务对于缩小地区差距意义重大.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内地1999～200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是不确定与非均衡的;收入水平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政府公共服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有限,却是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人力资本是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集聚、空间动态外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

本文利用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平衡面板数据集,研究了集聚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我们用空间动态外部性描述集聚经济,并分别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企业创新成功率与劳动创新产出率进行估计。经验研究发现专业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成功率及劳动创新产出率之间均存在倒U形关系;而多样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最突出的正向作用,即多样化最有利于企业创新。与其它类型规模企业相比,多样化水平对占企业大多数的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     

教育、经验、区域因素与人力资本形成——基于1990年和2000年数据的比较分析

教育和经验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两个主要部分，对经验的进一步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经验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形式的差异。我国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形成。我们对1990年和200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教育的作用发生了较大变化，由线性转化为非线性；经验在2000年时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不再显著，分解也没有意义，经验的作用完全被区域因素所取代；区域时人力资本的影响在1990年与2000年之间作用形式没有发生变化，但作用程度下降得非常快。     

人力资本视角下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和R&D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现有研究却往往忽视了人力资本可能是影响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门槛因素。在构建一个二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31个省市2000-2014年的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R&D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等。结果表明:理论上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依赖条件,即在临界值两侧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存在基于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中国省级层面的R&D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形成了基于人力资本的显著三重门槛效应规律,且这种非线性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其他条件有关系;中国省级层面的人力资本随着门槛变化形成等级,且人力资本属于高等水平的省市数量较少,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参差不齐,具体表现在人力资本属于低等水平的省份数量逐年减少,大部分地区人力资本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只有少数地区人力资本到达高等水平。因此,我国应在增加R&D投入的同时加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并优化其效用等。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内在机理与经验检验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生产模式的智能化改造升级,生产任务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对人力资本结构的适配性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将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纳入一个有机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刻画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内在机制及其地区异质性。经验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发展不仅能够直接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进程产生积极作用。人工智能发展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呈现梯次下降态势。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以及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人工智能发展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积极作用逐步凸显。政府应加快构筑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发展,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同时,各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缩小区域间人力资本结构差距。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275个地级城市的证据

在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的基础上,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角度,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07~2011年中国海关数据对275个地级城市的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实证检验了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样本内,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出口产品质量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当期的专业化集聚对出口产品质量是负向影响,多样化集聚则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分地区分析中,专业化集聚对不同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不同,多样化集聚则均是促进作用。     

产业集聚外部性、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和十大城市群的多地域尺度分析

经济主体和经济活动在不同地理空间的集聚产生众多城市,城市之间的分工和经济联系形成城市网络。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可能带来集聚经济或集聚不经济,且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机制不同,因而MAR外部性与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并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城市可以“借用”网络内其他城市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但其生产资源也可能被“集聚”到其他城市,因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具有“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两种反向机制;城市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借用规模效应”和“集聚阴影效应”的发挥,而产业功能互补性的增强会强化“借用规模效应”和弱化“集聚阴影效应”。以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在全国层面,MAR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而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生产效率显著负相关（“集聚阴影效应”强于“借用规模效应”）,交通条件的改善会强化而城市功能互补性的提高会弱化这种负面效应。在城市群城市与非城市群城市层面,Jacobs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趋势,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群城市和非城市群城市生产效率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功能互补性的提高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十大城市群层面,产业集聚外部性和城市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表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因此,应进一步强化城市间的产业分工,提高城市功能互补性;城市群发展要注重改善内部交通条件和产业分工,并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非城市群城市应找准自身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定位,与其他城市形成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并改善交通通达条件。     

出口对生产率影响的非均衡性研究——基于Veblen-Gerschenkron效应的考察

出口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野切入,实证考察了出口之生产率增长效应的非均衡性论题。借助新近兴起的技术前沿距离方法的研究表明,出口对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远的落后地区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要大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近的先进地区,意味着出口具有Veblen-Gerschenkron效应,即技术落后地区在出口过程中获得的技术溢出和生产率增长要大于技术先进地区。而且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还具有时间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针对门槛效应的检验表明,只有在行业出口超过某个临界值后,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才渐次显现并不断强化。此外研究还显示,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同行业集聚与关联行业协同集聚外部性都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对于制定利用出口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化地区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