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民自治与社区管理

本文在对我国村民自治历程回顾的基础上,认为推进乡林民主政治的真正难题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农村社区党组织的权力生成机制以及精英阶层对农村社会稳定的担忧。而乡村公共管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大量乡村公共部门为收费而存在,没有为农民提供所需的公共品服务。文章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并提出应将村民自治制度函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推动乡村民间组织发展等建设。     

城乡结构演变视阈下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事关我国基层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随着我国城乡结构的演变,新的农村主体类型不断出现,农村和城镇、村民和干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各类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结构演变之所以能够对乡村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其主要原因在于:(1)中老年人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2)乡村治理主体和发展主体的不一致,导致治理主体在事实上的缺位;(3)村民与村干部的地位、信息不对等,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的风险进一步增加;(4)农村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矫正和修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从根本上调整非均衡的城乡发展结构,也要充分重视基层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动因,实现农村发展主体和治理主体的一体化。通过制度调适,将农村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纳入治理体系,提高地方干部的发展意识、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强化农村的发展动力,从而激发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目前村民自治存在自治意识不强、自治体系不健全、参与村庄建设的内源动力不足以及村民自治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加强村民自治主体意识、改善村民自治机制、优化乡村治理制度、构建自治管理保障体系等方面增强主体自治效能,使村民自治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果。     

金山区“五治融合”深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正>推进乡村治理事关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事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金山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时代乡村治理理念,探索“五治”融合的乡村善治机制,塑造党建引领的“思想灵魂”、打破基层治理的“硬塞障碍”、畅通乡村服务的“神经末梢”、激活村民自治的“组织细胞”,最大限度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村民自治、政府任务及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外部行政环境的总体性思考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的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经过 1 0多年的发展 ,农村村民自治内部的制度和运行机制已基本建立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理念已开始深入人心 ,但其总体效果尚不尽人意。其重要原因是所面临外部行政环境的压力较大 ,村民自治在各种政府任务的“紧约束”下运行 ,使“三个自我”、“四个民主”的原则精神得不到有效实现。现阶段 ,农村村民自治面临的最主要的行政压力是税费收取。而新世纪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 ,不仅为农民减负 ,同时也将为村民…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抓手。针对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着村民自治水平不高、政府越位干涉、乡村文化异化、村干部工作能力亟待提升等诸多困境这一现状,应该从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理顺乡镇与村委的关系、完善乡村文化繁荣机制、提升村干部乡村自治能力四个方面入手,推动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工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八二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     

合作共治下乡村治理自治化和行政化的耦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方式的主流是村民自治,村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新时代乡村治理过程中,村级自治出现村民参与度不高、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这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引导,因此出现了乡村治理行政化的现象,即国家权力到达乡村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新时代、新思想、新问题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要以合作共治为基本理念,以满足村民需求为导向,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健全法律和道德约束,探索乡村治理行政化与自治化的最佳契合点,寻找实现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     

农村社会结构变动下的乡村治理机制探索——基于成都市的观察与思考

以产权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导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在诸多层面带来了重大改变,变迁的社会结构与旧有的乡村治理机制之间的冲突,因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的增多而被不断放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成都积极探索乡村基础治理机制的创新,通过村民议事会的创设以期促进村民的民主参与机制化和制度化.同时,通过农村公共服务的财政覆盖,促进民生与民主的有机结合.但是“成都模式”仍然面临宏观管理体制与乡村自治的错位、社区治理的内部制度缺失和多元化治理主体构建的基础较弱的治理困境.破解这些难题,需提高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内部生成机制,强化政府公共品投入的杠杆作用和增强村民的参与能力.     

“利益动机”视域下农业税时代的村民自治探析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状况决定了国家、基层政府推行村民自治的利益动机,并因此影响着村民自治的实际绩效。在整个20世纪国家内向式积累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的"逆民主"践行,一方面基本保证了国家低成本地汲取乡村资源、维持乡村秩序的利益动机的实现,另一方面违背了国家在农村实现"民主"现代化的动机,致使村民自治制度设计追求的"民主政治"效果并不明显。农业税时代的村民自治,是基层政府以"逆民主"的方式代表国家低成本地汲取乡村资源、维持乡村秩序的制度和组织载体。     

“乡政村治”的兴起、现状与发展趋势

乡村治理是一个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公共权威实现对乡村社会调控和治理的动态过程 ,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的状况不同 ,国家和社会权力分配也不同 ,因而乡村治理格局也不尽相同。伴随着世界改革浪潮的出现 ,2 0世纪 80年代中国农村实施了以落实农户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而揭开了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出现了乡镇一级设立的基层政权依法对乡村进行行政管理与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此 ,笔者就中国乡村的“乡政村治”谈点己见…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完善乡村治理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正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相互深刻影响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对推进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提高村"两委"的凝聚力、号召力,以及为开展村级公益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如果制度设计得当,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还需要处理好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分别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     

党建引领、跨层级协同与乡村超常规治理——基于陕西省Z县的调查

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表现出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运作逻辑。本文基于陕西省Z县推行的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实践的田野调查,从党政互动与组织联结、任务量化与压力传导、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对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实践运行样态及其逻辑机理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是乡村超常规治理实践中生发并运行有致的一套治理机制,具有领导小组模式下的组织系统虚实结合与条块统合、指挥部模式下治理资源的跨部门协同与跨层级整合、中心工作模式下治理力量的组织动员与伦理聚合的逻辑机理。这为我国特定制度情境和实践场域中重新审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探索中,必须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体系、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和增强治理本领等举措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以持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以广西河池市“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为例

"党领民办,群众自治"模式是广西河池市对于改善乡村治理机制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该模式所创造的"引、放、议、评"四步工作法抓住了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薄弱环节,创新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该模式表明:在充分肯定和坚持村民自治制度的前提下,保障和实现村民自治权是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关键。     

党建引领推动村民小组规范化建设研究——基于湛江市的实证分析

村民小组作为农村自治管理的最基本单元,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也是农村各项工作中的基层支撑力量,在乡村治理乃至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在推进村民小组规范化建设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文章结合湛江市的实践,针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重点从织密组织体系、强化法治建设、培养治理能力、健全选举制度、联动监督管理、发展集体经济六个方面探索规范村民小组运作,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流失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村民自治制度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流失的内在成因,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文献法、逻辑分析法。研究结果:现行村民自治制度在村庄治理、社区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村规民约与正式制度间的冲突难以调和,基层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缺乏行政约束,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主要取决于村规民约,以及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参政不足,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妇女土地权益流失问题。研究结论:在村民自治背景下防止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流失,必须建立对村委会的民主监督机制和权力约束机制,对村规民约实行审查和纠错机制,努力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参政意识,切实赋予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等。     

改革30年: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探索

本文通过对改革30年来农村村民自治的实践与探索的回顾，充分肯定了“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国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分析了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一些思路。     

互动、信任与整合：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实践机制——杭州市涝湖村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基层治理呈现新的治理形态。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涝湖村“鹰眼盯”数字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提炼出乡村基层数字治理的三重实践机制。研究发现：互动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字赋能使得乡村基层组织与村民之间的互动朝着互动主体自主化、互动方式技术化和互动内容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传统信任模式逐渐向数字信任模式转变的过程中，乡村基层治理透明性和回应性的提升促进了村民信任重建；整合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动态过程，通过数字赋能，乡村基层实现了空间、结构和数据的再整合。此外，数字技术嵌入也给乡村基层治理带来种种挑战，如数字“负能”、“数字形式主义”、村民数字素养差异以及长效发展困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