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国有企业延期退出的实物期权分析

文章从实物期权方法角度剖析影响国有企业延期退出的因素,从而寻找加速国有企业退出的可能性,在于消除延期退出的机会成本,即延期退出的期权价值。由于国有企业在退出过程中面临着沉淀成本、不确定性和可延期性,所以不能依据新古典(NPV)投资理论进行。换言之,即单位收益小于单位可变成本亏损情况下,企业也不会轻易退出,需要考虑延期退出的机会成本。只要彻底消除延期退出的机会成本,企业才会立即退出市场,否则,国有企业延期退出反倒成了一种理性选择。这样,我们不仅与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形成互补关系,而且还提出加速亏损国有企业退出的原则,在于降低沉淀成本和不确定性,消除延期退出的期权价值。     

国有经济退出的方式与策略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结构,是让无足轻重的企业退出,放开竞争行业的企业,这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抓好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主导作用。 国有企业退出的形式 国有企业从国有经济领域退出     

国有企业退出的动力与成本机制研究

实现国有企业退出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动力机制和成本机制则是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主要构成部分。文章首先对退出机制进行了文献回顾,然后深入地探讨了国有企业退出动力不足的成因及对策,确定退出成本并提出筹措成本的相应措施,为完善我国国有企业退出机制提供指导意义。     

企业退出时机和退出障碍的浅析

文章结合生命周期理论对企业市场退出这一行为进行阐述和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可以根据一些指标来判断企业是否应该市场退出,同时分析了一般性企业退出所面临的四大障碍,以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所提出的一些对策。     

国企必须退出竞争性行业——与周靖南商榷

竞争性行业与非竞争性行业的区分，不是依据是否存在竞争，而是依据竞争因素是否起主导作用。市场功能对企业选择的界定，以及国有经济实质上就是政府经济，决定了国有企业必须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国有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实施“退出”，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后，在非竞争性行业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企业的政策研究

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并购大型国有企业以实现在中国的本地化的经营。并购这种快速进入中国市场的有效方式,将外资并购推向一个高潮期。规范的跨国并购能为国有资产退出提供重要的途径。在并购政策的设计上,一方面要缩小“国退”、“外进”产生的偏离,引导外资更积极地发挥国有经济退出中承接主体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规范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思考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发展起来了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无论是对国有企业产权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在现有背景下通过完善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来提高效率,在实践中都是不可行的。一个较好的办法是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有企业应该逐步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政府不应该与民争利,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有效化解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不仅阻碍了中国工业生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更加剧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系统风险,而市场退出障碍是导致产能过剩长期存在且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产能过剩行业普遍存在的市场退出障碍,具体表现为落后产能淘而不汰、兼并重组流于形式、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退出、债权银行救济"僵尸企业"阻碍市场退出等四个方面。要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必须消除现有市场退出障碍,并建立起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本文首先通过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实例对当前的市场退出障碍成因进行剖析,然后从扫清市场退出障碍(短期措施)和建立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长期措施)两方面入手,重点探讨如何建立起长效的市场退出机制。     

国有企业效率与退出选择——基于部分竞争性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对2000-2008年期间中国部分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退出及其主要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非平衡面板企业数据,在计算企业效率和界定不同退出行为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多项选择Logit模型分析发现,企业效率是决定国有企业退出的重要变量。其中,效率较高的企业更愿意选择民营化退出,而效率低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破产清算或打散重组的方式,完全退出国有部门。然而,在2000-2008年的后期,效率对于企业退出的影响程度明显降低。国有企业退出行为的变化,表明了在其背后政府目标的调整。     

国有企业退出的产业组织政策的选择

我国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已是大势所趋,实践中已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国有企业退出存在严重壁垒,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一严重壁垒,就必须选择正确的产业组织政策。     

转型期国企经营者的身份博弈与经济后果

转型期国企经营者选择的“政府化”,导致国企经理身份定位模糊。国企经理“亦官亦商”引发利益相关者针对国企经营者身份的多方博弈。国企经营者的身份博弈造成国企高管激励制度扭曲,加剧国企公司治理的“内部人控制”,最终削弱改制后国企的自生能力。结合国有企业经营性质差异,加快推进国企经营者选择机制的二元化改革,实行国企经营者的分类管理,是当下实现国企高管身份明晰化的可行路径。     

公、私制企业效率工资的比较研究

造成国有、私营企业绩效差异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二者生产效率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有、私营企业生产效率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不能解雇工人的劳动用工制度。国有企业的目标多元化要求其必须对稳定社会就业承担责任,即不能解雇工人,但这给国有企业对工人的管理激励带来很大困难,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严重后果。     

人力资本产权安排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

人力资本产权在企业所有权安排中具有一种特殊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安排的根本问题在于无视人力资本产权自主或决定属性,不承认人力资本个人产权及其向非人力资枰权转化的合法通道,以及由此在市场化过程中所引发的人力资本运营危机,国有企业改革要进行下去并最终取得成功,那就绕不开下面认可和弘扬企业职工个人的人力资本产权权能权益这个“结”。国有企业改革的未来走向,首要的是突破国有企业的“主体”观念,加大国有企业的“退出”力度和范围;然后才是对被界定了“特殊性质和职能”的少数国有企业采取特殊“监管”,实行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本运营模式,真正使少数国有企业发牢固“主导”国民经济运行的“特殊”作用。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中央企业重组与国有资本配置效率*

基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政策协同视角，本文系统地考察了中央企业重组对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企业重组能够长期性地改善国有资本效益，并且这一结果在不同重组方式下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表明，中央企业重组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非加剧市场垄断来提高国有资本效益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能够对中央企业重组起到政策协同效应。最后，中央企业重组还能够通过退市清算、产权转让等形式促使国有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布局重要行业并聚焦主业。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及时回应了国企重组特别是央企重组效果及必要性的重要关切，而且为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国有企业竞争力比较研究

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是国企改革的根本目的。文章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内竞争力不同层面的比较,找出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竞争力虽然在逐年提高,但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提高国企竞争力的关键是建设良好的外部运行环境和提高内部运营效率。     

国有企业效率研究

本文研究了国有企业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低下的原因。结论表明，设备陈旧等历史原因及退出壁垒过高是国有企业上述指标低的原因。如果国有企业能与非国有企业一样自由退出，国有企业的上述指标将不低于非国有企业。如果不考虑历史因素而仅考虑当期投入，目前国有企业效率已经高于非国有企业。因此．所谓的“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提法是不成立的。国有企业某些指标较低，是由于退出壁垒过高以及历史原因所致。     

问责制度、产机变迁与国企改革:基于代理成本的分析

本文回顾了国内有关国企改革的争论,提出产权并不是制约国企发展的关键变量,同时实施竞争性环境、减轻政策性负担、硬化预算约束这些政策也无法真正提升国企绩效.笔者认为代理成本问题是阻碍国企发展的核心环节,并建立理论模型证明激励和监督机制,所以在代理成本这个环节实现了逻辑的统一,而非国内学者所争论的那样对立.最后基于全文的分析,笔者提出在不同特性的产业,产机变迁和问责制度具有各自的优势,是国企改革的两条不同路径.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A MEANS TO MITIGAT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WO SWIS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en governments act as owner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hey are both principal and ag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literature on steering SOEs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government as the principal that must control SO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is also an agent, vis‐à‐vis the parliament, becaus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s stipulate some form of parliamentary oversight of the government. This oversight includes checks on how the government steers SOEs. However, this oversight function gives the parliament the power and opportunity to interfere into steering SOEs, which may lead to parliamentary interventions that are not coherent with governmental steering. We draw on principal–agent literature and public‐accountability literature to show that arbitrary and hands‐on parliamentary interference pose problems for steering SOEs. We analyze whether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SOEs, as recommended by public corporate governance guidelines, are appropriate to minimize parliamentary interference.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Swiss government avoids or mitigates parliamentary interference by mid‐term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SOEs, which counteract short‐term parliamentary requests. We find that the Swiss government uses mid‐term strategic objectives, particularly financial ones, to reject parliamentary demands for more intervention into SOE activities.     

中国国有企业不良负债的实证分析

90年代以来 ,随着金融市场化推进和宏观经济的波动 ,中国的银行系统出现了严重的不良资产问题。国有企业使用全国银行 80 %以上的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 ,1 997)。国有企业不良负债数量较多 ,是造成金融风险增大及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本文根据抽样调查数据对国有企业不良负债做出估测 ,对不良负债的形成原因提出经验证据 ,并对解决不良负债的政策效果作出分析。一、对国有企业不良负债的估测近年来关于国有企业不良负债的讨论很多。但是 ,不良负债程度到底如何 ,很不清楚。国有商业银行绝大部分贷款贷给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不良负债状况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