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扭曲与中国货币之谜——基于转型经济金融抑制的视角

转型经济中金融抑制的表现是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本文认为利率和汇率管制降低了持币成本,直接增加了货币需求,其导致的投资和对外经济结构扭曲则间接地增加了货币需求。中国的高货币速增长就是为了满足超额货币需求所致。我们利用中国1994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2季度数据估计了M1和M2的真实余额需求的协整和误差修正方程。实证结果基本支持本文的金融抑制假说。在一个保守估计下,我们认为金融的抑制至少导致了现有的M2/GDP偏高30%。     

经济转型时期货币需求决定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通过证实和证伪不断创新的过程.西方各流派的货币需求理论在建立时对当时的货币经济现象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经济系统的组织形式、经济金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旧理论解释新问题出现了显著的偏差.本文从产权变迁、市场深化和金融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并根据1978-2003年的有关数据对货币需求进行了计量分析,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以期对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经济现象做出更确切的解释.     

我国货币需求的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分析

根据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利用1978—2004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狭义或广义的实际货币余额需求与实际国民收入和利率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从而说明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是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短期具有非中性，是经济增长的短期Granger因；货币需求的利率半弹性为正，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     

货币供求的金融抑制假说

金融抑制是一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由于对利率和汇率人为管制造成的金融系统的效率低下的现象.由于利率和汇率的管制,降低了持币成本,导致了货币的过度需求,从而进一步使得货币增长率长期高于实际GDP和通货膨胀之和,这便是中国的货币之谜.本文引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针对金融抑制现象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中国的超额货币需求和高货币增长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抑制的影响,并以金融抑制假说解释了中国货币超额需求     

利率市场化选择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的实证

本文以金融深化理论为分析框架阐述了利率市场化选择的理论逻辑,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分解出实际贷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率的投资效率和规模两种影响效应,并通过实证检验模型得出实际贷款利率变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冲击效应不显著.提出实施存款利率管制下的贷款利率市场化策略既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又能通过激活市场机制来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引领中国经济平稳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新发展模式转型.     

经济转型时期货币需求决定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通过证实和证伪不断创新的过程。西方各流派的货币需求理论在建立时对当时的货币经济现象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经济系统的组织形式、经济金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旧理论解释新问题出现了显著的偏差。本文从产权变迁、市场深化和金融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并根据1978-2003年的有关数据对货币需求进行了计量分析,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以期对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经济现象做出更确切的解释。     

转型时期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经验研究

本文根据协整理论和非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利用1978-2004年的年度数据对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狭义或广义的实际货币余额需求与实际国民收入和利率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这说明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是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非中性,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货币需求的利率半弹性为正,说明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     

资产价格影响货币需求的实证分析--以中国实践为例

西方货币需求理论历经数代，资产价格因素在货币需求中的作用始终为货币经济学家们所重视和研究。一般认为，资产价格影响货币需求的机理可以概括为交易效应，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替代效应。但是，专门从价格角度研究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需求的实证分析还较少。本文结合中国实际，对资产价格影响货币需求作一实证分析。     

中国金融出版社新书

《经济转型与开放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函数：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国银行业监管协调与合作研究》,     

经济转型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对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超额货币现象”，即各层次货币供给增长率远大于实际GDP和物价的增长率之和，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结果，有的认为是“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果。本文首先对产权变迁、市场深化和金融发展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根据1978-2003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货币流通速度持续走低是经济金融结构变迁的结果。     

中国金融发展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较检验

从中国1978~2005年间金融发展的模式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和它们之间的动态特性可以看到,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指标GDP的长期均衡关系支持中国金融发展的“供给导向型”模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不一致;财政支出增加的经济增长效应要弱于货币供应量的扩张。     

货币供求的金融抑制假说

金融抑制是一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由于对利率和汇率人为管制造成的金融系统的效率低下的现象。由于利率和汇率的管制,降低了持币成本,导致了货币的过度需求,从而进一步使得货币增长率长期高于实际GDP和通货膨胀之和,这便是中国的货币之谜。本文引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针对金融抑制现象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中国的超额货币需求和高货币增长的现象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金融抑制的影响,并以金融抑制假说解释了中国货币超额需求。     

美债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效果的动态分析

针对美债危机的影响,运用脉冲响应理论,定量分析了美国经济增长与货币发行量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外贸的动态冲击效果与影响时间。实证结果显示:美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短期影响很大,美国经济基本面情况对中国具有长期与持续性的影响力。     

中美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探讨--基于MS-VAR模型的研究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一直密切关注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运用MS-VAR模型，考察在三种区制下，中美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基于MSI（3）-VAR（1）模型实证和累积脉冲响应结果分析表明：在经济增长收缩期，中美货币政策不能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在经济增长平稳期，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受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经济增长扩张期，尤其是2008年次贷危机后，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受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非对称货币政策假说:中国货币理论面临的革命

中国儒家传统学术研究存在义理和考据的差别，经济学也有所谓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区分。恰如考据服务于义理，实证是理论的技术支撑。然而，由于人们认知上的局限性，理论往往仅具有相对意义上的正确性，特别是在转型时期，原有的“真理”都可能面临颠覆。具体就货币理论与政策而言，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中，随着诸如产出、技术、资本形成等实体经济因素的变化，结合以市场、法律、规则等制度因素的演进，无论是理论与实证都必然面临方法论框架上的重构。     

货币需求结构变动对物价影响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衡量货币供应是否适度的判断标准是把货币供应同物价和经济增长之和进行比较，本文在对其提出修正的基础上，指出由于货币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分流了货币供应，导致货币需求的内部结构发生了调整，作用于实物经济的货币供应明显不足，由于分流货币供应的因素较长期存在，因此，物价的持续低迷很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一种常态。     

网络购物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稳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网络购物作为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其与货币需求的关系有助于达成“稳增长”这一重要目标。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网络购物与货币需求之间的短期、长期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长期看来,网络购物以0.199的比率促进货币需求量的增长,但是短期看,网购却对货币需求产生了负向影响,其比率为0.101。这种负向影响得到了修正,使得长期的正向趋势不变。     

基于总需求结构的中国"高M2/GDP之谜"解析

从总需求结构深入分析了中国高M2/GDP比率的原因,结果发现:导致中国高M2/GDP比率的原因是中国的高投资和高净出口,而问题的根源又在于中国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要解决中国M2/GDP比率的问题,关键并不在于紧缩货币供给量,而在于真正改变中国现行的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的消费需求来推动,同时真正进行市场化(特别是要素的市场化及投资体制)改革.     

我国微观主体资产选择行为对货币需求结构的影响

我国经济开放程度日益增加,经济转型程度逐步加深,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居民、企业、金融机构等微观主体的资产选择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文章对我国经济主体的资产选择行为对货币需求影响的作用机理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不同样本区间的比较,分析宏观大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我国微观主体的资产选择行为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路径,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保持较高利率水平下合理的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政策建议。     

货币流通速度的源流评析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经济学的一个经典论题，其研究遵循着货币需求、货币均衡的理论规范，先后经历了近代数量论、凯恩斯理论和现代数量论三个主要范式，但目前已不为西方经济学界所重视；而国内学术界对货币流通速度研究的理论与实证规范还正在建立中，由于中国一些特定的因素，对其研究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可能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