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投资: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数理分析

在我国由分权形成的多级政府主导的转型经济中,财政收入和政绩考核成为政府公共投资的双重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必然会展开嵌入在经济中的政治晋升博弈。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公共品投资的博弈模型,分析得出由于外部性和收益率的不同,地方政府对不同公共品的投资激励存在很大差异。地方官员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往往更注重直接的短期收益,导致公共品投资结构与社会福利最优时存在一定的偏差,从而使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经济系统稳定性下降,极大地损害了公共福利,这也就是我国区域公共品投资过剩与不足并存的根本原因。     

多维政绩考核、冲突任务与“为官不为”——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不作为的现象,基于官员治理制度变革的视角,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多维政绩考核背景下“为官不为”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实施多维度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由过去只追求GDP到要负责完成中央政府分配的多项任务.当前,地方政府官员既要完成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任务,也要完成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民生任务和保证地方社会安定的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在多元化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规避政治晋升风险,在改革中会表现为不作为.解决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政策措施不能仅集中在强化政绩考核上,而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在权责对等的体制下,任务的冲突程度下降,政绩考核将更公平也更准确,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激励.     

新形势下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税收竞争模型对我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进行了研究。文中考察了两种治理手段,一种是中央政府降低晋升激励强度,另一种是中央政府提高反在职消费强度,并对其治理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当中央政府降低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在职消费,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则保持不变;当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官员的反在职消费强度时,地方官员会减少在职消费,增加发展型公共物品供给和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当中央政府同时采取这两种治理手段时,两者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具体对地方官员的治理效应如何,则取决于哪种政策措施的治理效应更强,但无论如何民生型公共物品供给一定会增加。本文还把环境污染引入了居民福利函数,结果发现,就不同治理手段对居民福利产生的影响而言,边际污染的临界水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财政分权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深刻，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的过程中，仍需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本文对省际层面三次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分析，构建SARAR模型开展地方政府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以经济增速为导向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逐底竞争”。环境因素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后，经济增速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负面作用得以弱化。财政分权下，财政自由度的提高增强了地方政府的竞争能力和动机，一定程度上也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直接的负面作用。但财政激励的弱化又间接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强化环境绩效竞争则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本文对引导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速的“逐底竞争”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逐顶竞争”转型具有政策启示。     

资源禀赋差异与地方政府支出偏向

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化导致地方官员面临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文章考察了有效竞争条件下的地方财政行为,着重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异质性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财政支出偏向:资源丰裕地区的生产性支出所带来的GDP增量相对更高,当地官员为了谋求政治晋升,倾向于扩大政府生产性支出;资源匮乏的地区则倾向于扩大政府行政开支和福利性支出,前者可以增加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公务性消费,并通过构筑本地政治网络资源的方式提高私人效用,后者可以使地方官员赢得更多本地居民的支持。本文基于中国县级数据为上述逻辑判断提供了佐证。文章结论丰富了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研究,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支出结构提供了参考。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多维绩效考核、中国式政府竞争与地方税收征管

在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双重绩效考核下,晋升激励会使地方政府展开税收征管的"逐底竞争"还是"争优竞赛"?明确这一问题有助于绩效考核改革,提高居民福利。理论结果表明,如果相对于辖区居民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偏好程度,绩效考核更看重经济增长,则晋升激励的加强会使地方政府放松税收征管,展开税收"逐底竞争",反之则使其展开税收"争优竞赛"。实证以地级市所辖县的个数度量县级官员的竞争程度,利用小河流长度作为其工具变量,探究了晋升激励对税收征管的影响。结果发现,市辖县的个数与税收征管力度为"U型"关系,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是相对更重要的考核指标。根据上述结论,政府在制定绩效考核制度时需要考虑居民偏好,完善居民的监督和偏好反应机制,加强政府对居民偏好的回应,以提高辖区居民福利。     

地方性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分级提供各种地方性公共品 ,满足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的共同需要。但是 ,政府提供并不等于政府生产 ,更不等于政府垄断生产。中国现行地方性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主要缺陷是地方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按公共品生产与提供、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分开等原则 ,打破垄断 ,有序地向国内外开放公共品生产市场 ,大力推进公共品生产的市场化 ,形成“公”与“私”以及各自内部的竞争 ,将有助于提高地方性公共品供给效率 ,增进公共福利 ,并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

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且也是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履职尽责的重要机制。面对中国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的现实,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行为产生有效激励?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筹资机制还是分配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供给,强化地区间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约束力,而且超过门槛值的支出补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但又背离分权改革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实现纵向转移支付向横向转移支付转变,减少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转移支付筹资和分配分离造成地方政府错误评估支出决策的成本与收益。     

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剖析及政策选择

实现城乡统筹,构建和谐社会,现下最关键的是解决“三农”问题。文章立足新农村建设的时代主题,深入剖析了城乡公共品供给失衡的原因,提出了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建立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优化财政支农结构、科学界定各级政府财权事权范围、改革“自上而下”公共品决策机制,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由“政府选择向农民选择”、“官员偏好向农民偏好”转变的政策建议。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不完全合约视角下的公共品负担理论

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和提高公共福利的目的,有激励待社会资本进入后,利用PPP合约的不完全性对PPP项目进行行政干预(例如,调低公共品的收费价格),后果是社会资本的利益受损,这是社会资本作为公共品提供者面临的"公共品负担"。基于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博弈模型,本文揭示了在不同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推广PPP模式的不同最优策略。20世纪90年代尝试开展PPP模式时,由于PPP项目数量较少且市场对基础设施需求旺盛,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事前给予社会资本优厚条款,待社会资本进入后,再以施加公共品负担的形式提高公共福利,避免社会资本获得过高的私人利益。不同于过去,当前PPP模式被作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和稳定地方投资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已大幅提升,如果地方政府仍然事后对社会资本施加公共品负担,将严重弱化社会资本的进入激励,引发PPP项目落地难、实施效率低等问题。本文指出,当前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通过合理界定自身权力边界,减少地方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唯此才能提高社会资本的进入激励,让PPP模式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保障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 ,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 ,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企业上市方式与政企间利益输送——来自中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转轨经济下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政治晋升锦标赛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将政策资源向有利于自身政绩的方向倾斜。文章研究发现,与买壳上市家族企业相比,直接上市家族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但同时通过更高的资产回报、过度投资和负担更多的超额雇员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目标。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新企业上市并给予大量政策扶持的原因,对于市场化进程中制定相关政策指导地方政府行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分析

研究发现,中国的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晋升而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同于国外为吸引选民而进行"向下负责"的税率竞争,而呈现出"向上负责"的标尺竞争行为。本文借助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财政收入(税收)和财政支出两个方面验证了中国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的存在,以及竞争带来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后果。这种标尺竞争来自于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体制,晋升激励对地方官员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激励,促使其努力地发展地方经济,其最重要的影响渠道就是地区之间的标尺竞争。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的空间互动关系——基于财政竞争与政府效率的视角

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引起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空间互动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互补性,即一个地方政府效率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水平、财政分权和对外开放度对相邻地区政府效率的提高均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可从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官员交流与激励、建立服务型政府等方面着手,促进地方政府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发挥正外部性作用。     

官员晋升激励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吗——基于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将地方政府官员特征的微观数据和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的宏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诉求如何导致城市空间扩张。结果发现,以官员年龄衡量官员晋升激励,其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下时,有强烈的晋升激励,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寻找增量土地以扩大国有土地面积,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上时,晋升激励较弱,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会放缓。分样本结果显示,晋升压力较大的市委书记和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任职的市委书记在晋升激励作用下,更有可能推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     

官员更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来自中国省级官员数据的证据

在现有“分权竞争,集权晋升”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承载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主要任务.文章基于省级官员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官员更替对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及地区投资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效应确实存在,官员更替显著增加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官员变动频率的增加则显著带动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波动;(2)省级官员的更替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可识别的模式:任期初期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即将离任时的避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意味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官员任职初期逐渐增长,而后缓慢下降,呈现倒“U”形特征.     

中国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改善基础设施?——一个关于官员激励机制的模型

本文构造了一个描述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层级政治激励的模型,并在这个模型里讨论了地方政府改善物质基础设施的激励机制。我们首先在一个新古典的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政府官员的绝对绩效考核,发现在相对完美的激励实施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驱动力。然后,我们对绝对绩效评估方式进行了一些扩展,这些扩展包括相对绩效评估手段的实施考察、政府所面临的后验奖惩机制和预期、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的风险态度和晋升概率以及对于同质性风险和异质性风险的区分等。依赖这些扩展,本文进一步把政府行为与基础设施水平之间的关系模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