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投资竞争策略

本文基于公共品可视性视角,考察了“官员晋升锦标赛”下晋升激励引发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异质性竞争关系及其行为逻辑,使用空间非对称反应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对可视型和非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供给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顶竞争”,对非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对不同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竞争及其策略差异源于“可视性偏差”衍生的有偏晋升激励,年龄构成官员晋升激励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佐证了以上发现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委书记的差异化公共投资供给与竞争策略通过创造“可视型政绩”提高了晋升概率,但此结论对于市长不完全成立,这部分佐证了“一把手”效应的存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弱化了地方官员的公共投资结构扭曲,这折射出官员投资偏好随公共品“可视性”变化而变化的趋利逻辑。本文的启示是,中央政府可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结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不完全合约视角下的公共品负担理论

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和提高公共福利的目的,有激励待社会资本进入后,利用PPP合约的不完全性对PPP项目进行行政干预(例如,调低公共品的收费价格),后果是社会资本的利益受损,这是社会资本作为公共品提供者面临的"公共品负担"。基于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博弈模型,本文揭示了在不同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推广PPP模式的不同最优策略。20世纪90年代尝试开展PPP模式时,由于PPP项目数量较少且市场对基础设施需求旺盛,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事前给予社会资本优厚条款,待社会资本进入后,再以施加公共品负担的形式提高公共福利,避免社会资本获得过高的私人利益。不同于过去,当前PPP模式被作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和稳定地方投资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已大幅提升,如果地方政府仍然事后对社会资本施加公共品负担,将严重弱化社会资本的进入激励,引发PPP项目落地难、实施效率低等问题。本文指出,当前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通过合理界定自身权力边界,减少地方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唯此才能提高社会资本的进入激励,让PPP模式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保障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的空间互动关系——基于财政竞争与政府效率的视角

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引起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空间互动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互补性,即一个地方政府效率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水平、财政分权和对外开放度对相邻地区政府效率的提高均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可从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官员交流与激励、建立服务型政府等方面着手,促进地方政府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发挥正外部性作用。     

论我国转型期城建领域的政府利益和道德风险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缺乏约束的地方政府由于过度谋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由此直接引发政府的道德风险,在政府利益集中的城建领域这一风险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常置公共利益于不顾,通过公共权力的运用为自身谋利。必须构建一个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既有动力又有压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尽量减少或消除政府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根源,改革不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官员勤政和廉政给予足够激励,对官员从事道德风险活动给予足够的惩戒和约束,使道德风险活动的成本大于预期收益,使政府的利益目标与社会利益趋于一致,实现官员与民众之间的激励相容,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共存。     

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破解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型激励导致政府职能的经济增长导向,而不完善的财政体制安排、官员产生的公共选择机制和人员自由流动的Tiebout机制的双重缺失进一步强化了政府职能的增长导向,社会管理职能却被大大忽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导致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产生公共事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进一步改革不能将焦点全部集中于地方政府,换言之,中央政府事权"下移"、经济增长型激励异化、过度的政府支出地方化和监督制约的缺位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增长导向和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必须辩证看待转轨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通过政治突破、体制突破和外部保障机制等更加综合的政策措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产业趋同:地方官员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已有文献对我国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解释，主要集中于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制对选择产业投资方向的影响上。本文在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博弈分析的基础上，引入了心理变量，建立了一个基于古诺-纳什均衡的羊群模型，证明了在地方官员业绩比较的收益结构和风险规避倾向的条件下，如果博弈一方对某一产业投资价值的主观评价发生改变．或是某一产业的投资回报发生相对变化，将不仅引起自身产业投资额的改变，还会导致另一方同样反应和彼此的模仿投资行为，最终导致博弈双方的产业投资结构趋同。因此中国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业绩竞争制和风险规避倾向，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根本原因。     

分权体制下的民主参与、政府响应程度和公共品供需偏差

文章考察了当前背景下政府对地方民众公共品需求偏好的响应能力,利用1998～2008年期间的公共支出样本值测算了中国地方公共支出偏差指数,并引入不同选区人大代表指标作为民主参与的工具变量,以此体现政府响应能力。实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民主参与和公共品供需偏差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生关联;分权体制导致了政府公共品供给扭曲,而民主参与则部分抵消了公共品供需偏差。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下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互动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 ,旨在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由于政治晋升博弈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 ,即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 ,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 ,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该模型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 ,它尤其有助于解释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     

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与公共投资关系探讨

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其职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是它们最为基本和首要的职能。是什么驱使地方政府最大化地提供满足当地居民和企业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呢?文章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向上政绩显示的行为倾向使得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目标;地方政府竞争的压力使得地方政府加大公共投资的力度。在存在地方政府间"联邦式"或"准联邦式"竞争的国家中,地方政府都会面对税收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两难选择,从吸引税基的长期效应看,公共服务竞争可能比税收和补贴竞争更有效,公共投资竞争已成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表现方式。文章认为,公共投资水平应该与地方经济增长相适应,超前或落后均是不符合资源最优配置原则的。     

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

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且也是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履职尽责的重要机制。面对中国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的现实,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行为产生有效激励?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筹资机制还是分配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供给,强化地区间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约束力,而且超过门槛值的支出补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但又背离分权改革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实现纵向转移支付向横向转移支付转变,减少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转移支付筹资和分配分离造成地方政府错误评估支出决策的成本与收益。     

土地财政风险与地方政府负债比例信息披露的关系研究

土地财政模式对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时也需要注意在该模式下的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由于地方政府与土地投资者及社会公众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因此政府负债比例信息的公开是缓解政府债务风险的有效手段。本文则从信号博弈视角出发分析了得出了如下结论:对于理性的政府官员来说,他们可以通过向土地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来节约成本。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应从财力保障、审计威慑和激励政策三个角度来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的透明度,来促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促进地方经济迅速发展。     

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公共服务缺失与公共政策公平性——《财政分权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评介

财政分权的优点在于其能够使公共服务更精确地符合居民的不同偏好.鉴于转移支付不完善等制度设计不完备,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内生的经济性激励被放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激励被弱化,所以单纯的分权并不能释放被抑制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财政分权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赵佳佳博士之专著,作者从中国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和财政分权体制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总量和效果,通过引入财政分权将公共品供给与经济体制机制联系起来,为公共品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多维政绩考核、冲突任务与“为官不为”——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不作为的现象,基于官员治理制度变革的视角,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多维政绩考核背景下“为官不为”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实施多维度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由过去只追求GDP到要负责完成中央政府分配的多项任务.当前,地方政府官员既要完成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任务,也要完成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民生任务和保证地方社会安定的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在多元化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规避政治晋升风险,在改革中会表现为不作为.解决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政策措施不能仅集中在强化政绩考核上,而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在权责对等的体制下,任务的冲突程度下降,政绩考核将更公平也更准确,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激励.     

财政分权对中国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其原因分析

主流财政分权理论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可以使地方政府提高本辖区内公共品的供给,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通过比较分权前后我国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提高教育的有效供给。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在中国不适用,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同时,由于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官员的任用采用上级委任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以经济增长为指标,这使得地方政府只对上负责,一味关注经济增长而忽略了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     

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博弈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理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稳定子博彝完美均衡的委托代理框架下,抓住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考察了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彝行动,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型化.地方经济发展本身面临不确定性,其发展绩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发展收益在政府和企业间的分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清廉程度,而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和清廉程度均取决于中央提供委托代理合约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能够对地方官员设置合理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报酬激励,以获得高政治支持,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增进经济增长与和谐共融.     

公共投资中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划分

政府在公共投资中需要考虑如何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和财权。现阶段,我国公共投资在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划分上存在模糊,错位等现象,而财权的划分又与相应事权不相匹配,严重地影响公共投资的有效实施。因此,需要对中央与地方间的事权与财权重新划分,完善政府公共投资职能。     

政府投资、民间金融和民间投资——不同资本流动状态下的投资博弈模型

我国经济的转型特征表现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的资本流动性由于民间金融发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导致两个投资主体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在不同体制下的博弈过程也不同.根据有关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效率特征的已有理论,模拟了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下政府投资、民间金融和民间投资三者间的两个不同博弈模型.博弈模型均衡分析过程和结果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投资的选择决定均衡解的存在性,政府投资的低效率特征和主导地位使社会投资效率低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投资效率.主要结论是我国应该改变政府投资主导并带动民间投资的思路,通过政府投资大力发展民间金融,使民间投资占主导地位,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效率优势,从而维持经济长期持续平稳快速增长.     

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发展述评

财政分权理论也称财政联邦主义,主要研究哪些公共职能和政策工具应该集中在中央政府,哪些应该分配到地方政府,以更好地提高公共品的供应效率和发挥财政的配置功能,其重心是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具有的不同比较优势,侧重揭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的垂直关系。地方政府竞争理论有时也被称为管辖权竞争     

地方性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分级提供各种地方性公共品 ,满足居民生活和企业生产的共同需要。但是 ,政府提供并不等于政府生产 ,更不等于政府垄断生产。中国现行地方性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主要缺陷是地方政府以及公共部门的过度垄断。按公共品生产与提供、直接生产与间接生产分开等原则 ,打破垄断 ,有序地向国内外开放公共品生产市场 ,大力推进公共品生产的市场化 ,形成“公”与“私”以及各自内部的竞争 ,将有助于提高地方性公共品供给效率 ,增进公共福利 ,并有助于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