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以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企业现金持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自贸区设立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自贸区设立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支持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自贸区设立更能降低制造业中企业的现金持有;管理层持股更有助于发挥自贸区设立对企业现金持有的降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降低企业现金持有的原因在于自贸区可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发现:自贸区设立能通过降低企业现金持有而提高企业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地区大数据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数据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本文将宏观地区大数据发展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区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企业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融资水平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既为地区大数据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高效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杠杆操纵

企业杠杆操纵行为会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从信息互补视角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其杠杆操纵程度，且数字化转型对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公开信息透明度，缓解了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杠杆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度、研发投入和银企关联强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杠杆操纵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整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结构，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且优化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银行对抵押品的依赖。上述结论不仅从信息互补视角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路径，更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并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以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特征词汇的词频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处于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中更为突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市场、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推动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对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本文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强化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推动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好发挥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识别、保障条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吗?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探究劳动要素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劳动资源配置效率。采用Lasso回归筛选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其中,国有企业、高劳动密集度和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企业劳动配置效率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配置更多高水平劳动要素、降低劳动要素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改善劳动要素错配问题。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化对企业劳动资源的配置功能,矫正劳动资源失衡错配、实现劳动供给与工作岗位的合理匹配,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来自COVID-19的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寻求突破的一项重要变革。以新冠疫情为自然实验，基于201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韧性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所遭受的负面影响要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现金流压力、提升运营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三个方面有效提升企业风险应对能力；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疫情严重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无形资本匹配的创新效应研究

如何充分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实现高质量创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无形资本是影响数字化转型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揭示数字化转型创新潜能释放的内在机制。本文构建了包含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数字化无形资本促进创新的内在机理。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发现：数字化无形资本具有创新催化剂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协调匹配能显著倍增数字经济创新产出;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创新催化剂效应主要是通过创新效率提升和创新扩散促进两种机制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及数据分析技术、高端人才资本对数字经济创新产出的催化剂效应更为显著;数字化无形资本会强化领先企业的创新优势而产生极化效应,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的拉大会阻碍社会整体的创新。据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促进创新潜能,应重视企业数字化无形资本的积累,形成激励数字化无形资本积累和驱动创新的系统制度,并消除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经济周期、产业空间集聚与现金持有策略的价值效应

宏观经济及产业环境是影响微观企业财务决策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重要因素。基于我国特殊制度情境,本文探讨了经济周期波动、产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策略的价值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采取比竞争对手持有更多现金的策略能够产生显著正的价值效应,且这种效应在产业空间集聚度较低的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2)当宏观经济发展处于下行通道之时,低集聚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价值效应会进一步显著提升;(3)低集聚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价值效应会随着竞争对手融资约束程度的加剧而显著增强,且这种效应在经济发展收缩期体现得更为明显;(4)考虑产权性质后发现,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与国有企业相比,低集聚民营企业现金持有策略的价值效应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