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化——基于1978-2019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中央政府立足元治理功能有效与合意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强度与方向.本文以1978-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各历史阶段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与社会责任语义网络演化.研究表明:(1)1978-2019年间中央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注意力总体不断攀升到14.74％,企业社会责任注意力结构由显性社会责任向隐性与显性并存转变.(2)分维度看,企业社会责任各内容维度注意力中由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单一维度向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价值维度转变,呈现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内容的渐进性与递进式特征.(3)各历史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语义网络呈现较大的异质性.2013年以来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成为核心语义关联,且社会价值共创与共享成为未来政府推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焦点议题.在新时代、新经济形态以及新组织实践的情境下,中央政府需进一步转变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供给逻辑,着重推进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制度建设与实践范式创新,从而契合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新方向.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本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９０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下降。     

碳减排的博弈分析——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角度

本文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中央政府在α概率检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结论得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奖励、政绩提升越高，越有利于地方政府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对企业不实行低碳策略的处罚金越大，贴现因子ρ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实行低碳的政策。     

碳减排的博弈分析——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角度

本文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中央政府在α概率检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结论得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奖励、政绩提升越高,越有利于地方政府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对企业不实行低碳策略的处罚金越大,贴现因子p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实行低碳的政策.     

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博弈

制造业绿色创新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模式,其发展需要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制造业企业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由于其本身利益的二重性,因而在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相应的假设条件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与制造业企业的行为博弈模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制造业企业的三方行为博弈模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利益冲突中的行为特征。通过求解纳什均衡,寻求协调各方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并提出了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发展的对策建议。     

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合法性的中介作用

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通过对284家非国有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对政府支持的影响机制，以及合法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样本分析了政治关联和所处行业竞争强度在制造企业绿色创新与政府支持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且合法性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没有政治关联及处于高强度竞争行业的情况下，制造企业绿色创新通过合法性影响政府支持的效应更强。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合法性观点，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视为一种获得政府支持的战略，将绿色创新后果的研究从企业经济绩效层面拓展到企业与政府关系层面，不仅跳出了学术界关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否提升经济绩效的争论，也为更好地理解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动力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现阶段我国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动因与破解策略——基于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的应用及实证检验

如何改善企业研发结构失衡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次将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应用于不同风险研发投资中，从理论上揭示风险收益不平衡是影响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关键因素。政府研发税式支持对风险较小的试验发展具有较强的减税效应，而对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减税效应不足。政府“一刀切”的研发税式支持政策抑制了企业研发结构优化。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有利于企业研发结构优化，而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式优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程度。政府在践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应根据研发支出风险大小，实施不同支持力度的研发财税扶持，间接提升风险较大的研发支出收益率，改变企业研发支出风险收益不匹配状况。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动态博弈分析

文章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支持领域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府在两种不同目标下,各局中人的博弈过程,并得出了各局中人的均衡解。研究结论如下:(1)如果中央政府以"地方政府执行优先"为目标,越不满意中央政策的地区和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将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相对较低的支付方案。对中央来说,对这些地区实行一定的支出优惠政策和增加奖励性支出是理性的策略。(2)如果中央政府以"中央支出最小化"为目标,当"收买"比"惩罚""不执行"的地方政府所费成本更小时,中央政府会重新制定较低的支付方案;但是如果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供给的直接支付的成本超过"惩罚"成本和奖励后,中央政府会选择惩罚"不执行"的地方政府。建议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支付方案的同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承担一定的财政责任。其次,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纳入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     

现阶段我国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动因与破解策略——基于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的应用及实证检验

如何改善企业研发结构失衡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首次将马克维茨投资组合模型应用于不同风险研发投资中，从理论上揭示风险收益不平衡是影响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的关键因素。政府研发税式支持对风险较小的试验发展具有较强的减税效应，而对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减税效应不足。政府“一刀切”的研发税式支持政策抑制了企业研发结构优化。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有利于企业研发结构优化，而高新技术企业15%税率式优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研发结构失衡程度。政府在践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中，应根据研发支出风险大小，实施不同支持力度的研发财税扶持，间接提升风险较大的研发支出收益率，改变企业研发支出风险收益不匹配状况。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难点及其化解

集权、同质、全能是传统政府体制的三大特征。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职能变化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效应。这样，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陷入困难境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替代市场与培育市场的矛盾；条块之间的矛盾。必须要寻找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支持；准确定位地方政府职能；科学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与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化解难点，切实转变地方政府职能。     

市场需求、创新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北京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创新驱动理论，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索市场需求与政府干预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研发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组合协同互补效应显著，但组合效果会因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别。具体来说，对成长期企业二者组合竞争效应显著，组合效果为负协同。对成熟期企业，二者组合互补效应显著，组合效果为正协同。对衰退期企业，二者组合效果无显著影响，组合效果为无协同；②总体来说，市场需求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对于衰退期企业抑制作用显著；③市场需求在创新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结论一致。对成长期企业，政府干预优于市场调节，对成熟期企业，市场调节优于政府干预，对衰退期企业，政策引导效果更优。最终，提出促进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政府资助对中小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仍属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为提升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各级政府加大对其创新研发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对帮助其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深市中小板上市企业中筛选出了471家企业在2014—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政府资助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研发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的资助政策在整体上对科技研发投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创新研发的产出没有直接影响;只有对科技研发人员进行投入才能给创新产出带来积极影响.因而,政府资助应该着重加强对科技人员的投入.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基于非线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而创新持续性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具有“U型”非线性关系，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非线性影响在不同区位因素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差异下表现出异质性；多个大股东持股及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影响。故政府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时要谨慎把握政策调控的尺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持续性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市场环境变迁和政府政策冲击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考虑企业竞争战略和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的655家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回归模型,对市场环境变迁和政府政策冲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检验了企业竞争战略和政治关联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市场竞争程度对民营企业的创新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制定的创新激励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而税收等行业政策及创新抑制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软着陆时期,自主创新战略比成本领先战略更适合于中国民营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民营企业降低市场竞争压力、获取额外资源,从而提升创新绩效。     

持续创新企业的信用画像特征——基于关键词迭代法

持续创新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信用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信用角度深入探讨持续创新企业具有的特殊信用画像特征，采用关键词迭代法，利用CiteSpace分析持续创新和企业信用两类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发现企业合法性、践约度和企业信用文化3个维度对两类文献关键词具有交叉重迭性。为了验证上述假设，进一步细化3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全面筛选2010—2019新三板和创业板企业数据，选择符合持续创新条件的189家企业共1890个面板数据，应用Bootstrap模型验证持续创新企业信用画像3个维度特征，取得创新性理论成果。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创新研究视角，丰富了信用理论体系，可为企业开展持续创新活动提供实践指导。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土地购置行为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近来年,中国工业企业呈现出购置土地和金融资产的“脱实向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本文利用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及土地出让交易数据,利用PSM-DID模型,从土地购置行为和购置额度两方面探究工业企业土地购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企业土地购置行为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呈倒“U”型趋势;工业企业购置工业用地行为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购置商住用地行为则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工业企业适度的土地购置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扩大企业研发投入而促进企业创新,高额的土地购置则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从而挤占企业创新资金而抑制企业创新。本研究为政府合理监管工业企业购置土地行为提供依据,有助于引导工业企业合理协调“土地购置”和“研发创新”的关系。     

促进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政府扶持模式选择——基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比对

国际贸易摩擦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中国企业在基础研发方面尽快补齐短板，也要求政府在产业扶持中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的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尚未清晰地分析经济政策支持与社会政策支持影响企业基础创新能力提升的具体机理，也未明确解释政策扶持范围边界和可能产生的扶持越界。基于158家企业498份问卷数据，应用分层线性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社会政策支持深入程度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呈倒U型，容易产生政府扶持越界行为；经济政策支持规范化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呈倒U型，能明显减少政府扶持越界行为；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二者共同使用必须建立在产业发展阶段、企业客观需要和市场有效参与的基础上。     

政府参与创新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检验

随着区域创新步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元层面,政府与经济主体交互共生对促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年首个国家创新试点城市深圳为例,借助合成控制法,基于2000-2019年中国226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与深圳尽可能相似的“合成深圳”。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真实深圳”与“合成深圳”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呈倒U型;政策实施前期,政策效应逐渐释放,创新效率显著提高,随着时间演化,由于政策时效、技术变革和需求转移等原因,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也降低,但尚未完全消失。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