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藩王经商刍议

明代是我国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皇亲贵族们也逐渐抛弃了“重农抑商”的老传统,争相参与经商活动。 近年来,学术界对明代藩王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对其经商问题不是有所忽略,就是研究不足。因此,笔者拟就明代藩王参与经商的原因、概况、特点及对明代社会的影响,作初步的探索。 (一) “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传统政策,明代也不例外。明太祖朱元璋为禁止贵族官僚经商曾明文规定:“官员之家不能于所部内买卖”;又规定:“凡公侯内外文武官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债”。然而,明藩王为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贪欲,竟不顾明太祖的这些规定,抛弃了“重农抑商”的老传统,竞相参与经商活动,以牟取暴利。这里,仅就明代藩王经商的较突出者,略作分述。     

明代“九边”的饷数并估银

明代“九边”的饷数并估银梁淼泰明代北方，“明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①。嘉靖末年所设的永平、密云、昌平、易州等镇，与蓟州总称蓟镇，明后期人称九边十三...     

科举制的兴衰利弊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历时最久的官吏铨选制度。科举造士肇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所元、明、清，绵延千余载而赓续不绝。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开设进士科，至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科举被废，1300年间，科举考试共遴选700多名状元，11万名进士，670万名举人。作为古代社会的“抡才大典”，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科技等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明代“九边”的募兵

卫所世军制的弛败和募兵制的兴起，是明朝兵制的一大变化，亦为明代社会结构一演变。明代边防尤重北边，“九边”的募兵更能反映募兵演变的过程，本文试予探讨。明初，募军是军士来源之一，这是元朝募军的沿续。如洪武五年，有“扬州高邮新募水军”运粮①。直隶梁城干户所的官军来自土人应募。“忠义前等卫军士其初俱募民为之”②。朱棣起兵，“下令募忠义勇敢之士，应募者甚众”③。“募蓟州永平壮勇数千人来附一，“保定壮士，得万余人从征”⑤。洪武、永乐年间所募之军仍属传统军制。一、强制性。朱棣起兵，“北平、保定、水平三府之民初…     

明代徽州“义男”考论

明代徽州农村“义男”颇为盛行。传统观点认为“义男”即奴仆或变相奴仆。而从黄册底籍等文书资料看 ,农民和地主家庭均有蓄养义男者 ,类似奴仆的义男只是义男的属性之一。一些自耕农、佃农家庭收养义男并立为户主 ,义男和义父家庭的结合具有社会互助性质。在徽州这样宗族势力强大的地方 ,义男作为异姓继承者存在其间 ,表明宗族势力统治的松解。明中叶以后 ,在国家修正的法律条文中 ,承认了农民家庭义男的财产继承权和人身自由 ,这是明代社会变迁在法律制度层面的一种反映 ,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货币基算单位的改革——推行“二舍三进制”的建议

“四舍五入”法起源于何时?何人发现的?是中国人发现的?还是外国人发现的?这有待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去考证。但是,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人类社会有了商品,有了货币,有了流通,才会产生“四舍五入”。我们可以说“四舍五入”法是货币和商品的双生子。在某一特定的以货币为一     

明代家族建构中的性别位移:以增城女官为例

明代士大夫在建构家族过程中利用一切可能的元素,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有明一代,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增城沙堤陈氏家族围绕明初入宫为女官的陈二妹进行整合。陈二妹尽管为家族带来了许多实际的利益,但在男权社会的话语中,其在家族祭祀中的位置还是被巧妙地下移,以符合王朝祭祀制度,凸显了明中叶以后地方士人对王朝认同观念的增强。明代地方家族的整合在因应社会变迁基础上不断调适,最终与王朝祭祀礼仪制度相吻合。     

明中叶福建惠安县里甲状况探析

明代里甲制度引起中外明史研究家的关注,学者们对它的建制、作用与性质等问题,作了大量研究。但是,由于受资料限制,迄今还缺乏对它作典型剖析。叶春及《惠安政书》为我们展示明代里甲制度,尤其是明中叶里甲组织的典型。本文就是以该书为依据,对明中叶惠安县里甲状况作肤浅剖析。 一 众所周知,明代里甲制度是按照一百一十户为单位建立起来的,每里十户里长,百户甲首。《明实录》洪武十四年正月载: “是月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之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都。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粮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者,则带管于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名曰畸零……”     

滨岛敦俊谈日本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北海道大学副教授、明代社会经济史专家滨岛敦俊先生在来厦访问期间,于三月三十一日与厦大历史系部份教师、研究生举行座谈.座谈中,滨岛先生介绍了日本史学界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情况.滨岛先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研究明史的人很少,其中仅有清水泰次先生一人从事明代社会经济史与明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清水先生与中国学者梁方仲先生亦有交流).四十年代后期,局面始有改观,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人多起来了.藤井宏先生、西岛定生先生和山根幸夫先生,便是战后初期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以后日本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例如,近代西方流行一种“中国社会停滞论”,一直到威特福格尔(K·Wittvogel),仍坚持这种论点.西岛先生深入地研究了明代江南地区的商品生产(特别是棉业生产),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从而破除了“中国社会停滞论”,倡导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及规律的研究.这对于日本的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西岛先生的治学方法,师     

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的再认识

从商业定义出发 ,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很高 ;但从商业功能的角度出发 ,为扩大再生产服务的商业还相当有限 ,为简单再生产或生活消费服务的商业仍是商业形态的主体 ,商业在实现资源配置、协助完成生产过程等方面的作用相对弱化。这种“繁荣”的商业实际上是一种低水平的商业 ,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     

简论荀子分职分工思想——从"礼义""法度"原则到"农士工商"职业序列变化

作为春秋战国这一重要社会转型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荀子对于当时社会分工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不同于同一时期其他思想家.荀子主张根据人的社会性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在对传统士农工商分职分工思想进行质疑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本商末思想,并逐步凝炼成"务本禁末"论,并提出了新的社会职业序列--农士工商.荀子的这一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治生之祖——白圭

白圭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经济思想家.他在梁惠王时曾做过魏相,在那里颇干了一番事业,后又率众僮仆经商于中山、齐等国,最后据《战国策》记载是“逃于秦”,原故不详,晚年病殁于秦国.白圭一生从事经济活动,在继承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为时人所称道和宗法,“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史记·货殖列传》).白圭作为“治生”的鼻祖看来是公认的.他为什么那样受尊于时人呢?他的经济理论有何独到和可取之处呢?很值得研究.“乐观时变”的治生之术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农具、牛耕广泛采用,水利事业也有较大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也兴盛和活跃起来,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富有经商经验的富商大贾,他们常常“志气高扬,结驷联骑”往返于各国之间.春秋战国时代商人已经被社会公认为一种势力了.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经济集团划分的人,这种划分应当说是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客观的社会现实的.白圭“乐观时变”的经济思想是建筑在商业繁荣和商人集团频繁的经济活动基础上的.有人认为,白圭的“乐     

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

本文从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 ,分析明代海防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在明代初期 ,官方海防建设成绩显著 ,有效地保持了东南海疆的安全 ,倭寇、海盗尽管有所活动 ,但没有构成大祸。到明代中叶 ,由于政治腐败 ,军事制度、军事设施废坏 ,军队战斗力下降 ,国内外反政府势力纷纷聚集 ,形成了敌强我弱的格局 ,抗倭斗争历经艰辛和曲折 ,狼兵等各类客兵的调入不但收效不大 ,反而构祸于当地。明中后期改用募兵制度 ,再加上实现了官民海防力量的结合 ,甚至“化敌为友” ,海上盗寇才得以平息。     

我国目前社会阶层构成变化成因及走向

一、社会阶层构成变化的简要回顾 １．春秋至晚清，中国的社会阶层基本上是由“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组成的。中间曾出现过几次大变化，一些阶层分化了，一些名称的内涵变化了，如孔子前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末等时期，阶层、尤其是“士”阶层发生过较大的变化，但直到晚清，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农业社会，社会阶层基本上还在士、农、工、商的范畴内。 ２．晚清以后，情况日渐复杂。随着外部世界的渗透和交流，外来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冲击，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农、工、商发生了分化。社会关系和一些新…     

南通市“莫文隋”现象调查与思考

本刊今年第7期刊登了《“莫文隋精神”——南通人民迈向新世纪的宝贵精神财富》一文。对这一世纪末独特的社会现象我们应当怎样分析和评价?应如何进一步全面认识、挖掘总结“莫文隋”精神?如何进一步弘扬和拓展“莫文隋”精神?最近南通市文明办组织了一次专题问卷调查,对“莫文隋”现象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给人以一定的启示。     

评“魏晋风度”与“宋明气象”

作者对李泽厚、冯友兰关于“魏晋风度”、“宋明气象”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士阶层的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提出反驳。认为“魏晋风度”反映的是魏晋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封建专制制度扭曲了灵魂的士阶层的各种劣根性;“宋明气象”是江河日下的后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济欲之具”。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决不能嫁接于宋明理学的枯木朽株之上,也不应是“魏晋风度”和“宋明气象”的结合。     

比较经济制度学

囊括了比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的西方比较经济制度学,是以不同经济制度的比较做为研究对象的。它产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于三十年代末出版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书,被认为是最早进行比较经济制度分析的著作。稍后,美国经济学家洛克和霍特的《比较经济制度》一书,则被看做是这一新兴经济学的代表作。 比较经济制度学从一产生就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它声称要通过“公正、无私”的比较     

社会流动与中国梦

社会流动可以区分为复制式社会流动和替代式社会流动,只有从替代式社会流动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国的民间,有一种关于复制式社会流动的说法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电视里前不久曾播放过一个记者采访一个传统牧区的牧童:“你为什么放羊?”“挣钱呗!”“挣钱干什么?”“以后娶媳妇。”“为什么娶媳妇?”“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这种子承父业的“生命周期”,反映的是一种复制型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结构,它的背后,其实有一个身份体制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另一种关于替代式社会流动的说法:即“富不…     

“旭日”的辩证法

本·末 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首先需解决好一个根本性问题:企业的发展是为了什么?赚钱、服务,以何为本,以何为末?旭日的回答很明确:以服务为本,急农民之所急,但同时下大力气增强经济实力,既不舍本逐末,又非重本轻末,亦此亦彼,亦彼亦此。 企业只有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把个别劳动融人社会劳动,才能实现更大更多的价值;同时,企业只有在     

明代中后期广东乡村礼教与民间信仰的变化

古代的岭南属百越地区,在元明以前的风俗一般仍是较原始落后的。汉代记载岭南迷信的风气很盛,“祀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①唐时岭南仍流行用祭祀卜筮等方法治病,“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祀之”。②自南宋开始,虽然岭南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日渐增加,但一般风俗仍是“大率民婚嫁丧葬,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③但逮至元明之际,地方记述岭南“衣冠礼乐,无异中州,声华日盛,民勤于食,尤以广州府一带,更是礼教渐摩,名德辈出,缙绅之家,以不学无礼为耻,以导欲诲淫为戒。”④明清珠江三角洲礼俗的变迁,与官方土绅的教化政策息息相关,也是宗族制渗透乡村社会的重要途径,更反映士庶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