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融资行为对农户创业有影响吗?——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检验

农户创业面临资金短缺问题,需要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融资.为了验证家庭融资行为与农户创业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二值选择模型、工具变量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模型研究家庭融资行为对农户创业决策和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融资行为可以弥补金融约束从而促进农户创业,并且家庭融资规模越大,农户越有可能做出创业决策.正规融资和非正规融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非正规融资相较于正规融资对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融资行为对创业规模和创业盈利状况影响显著,也就是说融资规模对农户创业绩效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因此,为农户提供便捷融资渠道并降低创业门槛,对解决农户创业融资难、促进农户创业和提升农户创业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1812户农家调查结果的实证分析

小额信贷是我国农信社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方式,在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户的调查,考察农户小额信贷特征,分析我国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自身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农户对小额信贷的认知程度三类基本因素对农户小额借贷需求与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农户分化、信息联结与借贷渠道"正规化"悖论

收入增长与农户借贷渠道正规化同步发展是一个普遍性规律,但中国却呈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基于农户分化背景,以信息联结为视角,使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Order Probit模型探究收入增长与农户借贷渠道选择的关系,并采用eoprobit模型纠正多重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存在"正规化悖论",即随着收入增加,农户的借贷渠道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分析表明,借贷渠道的倒U型发展并不是金融市场萎缩或结构性互补所导致的,而是农村金融市场出现了两部门的信息联结.厘清中国农户借贷渠道演变规律,不仅有利于理解和诱导创建内生于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情的农村金融发展新模式和新路径,也为政府如何实施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信贷约束与我国农户收入差距的面板门限回归——基于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了重要冲击,对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差距的分析显示了二者间倒U型关系的存在,破除农户借贷资金的约束可以削弱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利用2 100户农户2005～2009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农户收入差距与信贷约束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农户信贷约束中的门槛效应,数据分析支持了门槛效应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农户借入资金的信贷约束及其门槛效应是农户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诱因,因此,对农户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倾斜可以打破初始财富禀赋较低农户在信贷约束上的门槛效应,有利于改变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     

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主要运用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信贷约束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实证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信贷约束阻碍了家庭消费,使家庭的实际消费低于理论上的最优消费。家庭总资产、总收入、家庭规模、学历、房产数量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厌恶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那些总资产规模小、老年抚养比高、户主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一般的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显著提高。因此,改善金融环境和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家庭消费的重要措施。     

商业性小额信贷在贫困地区有需求吗——基于内蒙古自治区农户的调查

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两个贫困县316户农户的问卷调查,对商业性小额信贷在我国贫困地区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样本地区农户对商业性小额信贷的需求率为48.73%,不同收入和资产水平的农户对商业性小额信贷的需求存在差异;农户金融素养水平提升对商业性小额信贷需求与供给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贫困地区信贷市场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供给不足为商业性小额信贷提供了发展空间。商业性小额信贷“率大值小”的特征可以满足贫困地区农户小额的资金需求,缓解其短期融资困境。作为贫困地区传统金融产品的重要补充,商业性小额信贷也具有潜在的扶贫功能。政府应通过法律规范和政策扶持促进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在贫困地区的发展。     

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西部地区农户的借贷为基本研究对象,结合有关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信贷需求情况,并用Probit模型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西部地区农户具有广泛的金融需求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较低,其对利息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借贷以短期、小额为主,用途兼有生活与生产性、但以生活性为主,借款未归还的比重较低。人口、劳动力、学生人数、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家庭收入、家庭储蓄水平、家庭收入来源、家庭距正规金融机构的距离、信用社是否对农户的评级、农户所在地是否存在有息借贷等指标,是影响西部地区样本农户是否具有金融需求的显著因素。     

信贷条件、信贷流向及其对信贷政策的影响——基于家庭部门的实证分析

借鉴F-C&M的分析框架,运用样条函数模拟金融制度变化,构建专门反映家庭部门信贷条件的隐变量,并运用误差修正方程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在金融制度因素的作用下,住户信贷条件总体上趋于宽松,金融制度客观上已形成了驱动住户信贷条件不断趋向宽松的长效机制;(2)住户信贷流向具有非平衡性,同等宽松的住户信贷条件,对住户的抵押债务与非抵押债务影响程度不同;(3)短期风险因素、长期收入和财富因素对家庭信贷流向具有非平衡影响;(4)长期趋于宽松的金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贷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空间.货币当局应考虑金融制度对家庭信贷政策可能产生的抵消作用以及信贷流向非均衡性,坚持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加强对收入和财富的调节,以平衡住户信贷结构.     

小额信贷运作机制与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模式,能够为贫困者、低收入的家庭经营的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扩展了正规金融信贷体系领域,畅通农村融资渠道。在农业产业化的融资体系建设中,小额信贷的承贷主体主要是农业产业化链条上资金实力薄弱的农户或微型企业。本文对小额信贷的组织机构、小额信贷运作机制以及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小额贷款外部环境约束和小额信贷内部机制方面的建议。     

农村互助担保:形式创新与制度缺陷

区别于政策性担保的行政性和商业性担保的盈利性,互助担保凭借内生的信用联合,天然具有信息对称、成本低和风险小的优势,在农村得到了迅速发展,有效缓解了金融瓶颈制约。文章结合山东省农村互助担保的发展与创新,介绍、分析了当前普遍推行且卓有成效的三种组织形式及运作:"农户自助"、"农户+企业"、"农户+中介",指出推进农村小额信贷发展务必使互助担保在风险约束、资格认定以及牵制、退出等制度方面做出改进,实现与银行信贷制度的有效衔接。     

基于农户收入异质性视角的农村道路供给效果评估——来自晋、陕、蒙、川、甘、黔农户的调查

农村道路设施及其服务体系是农村居民必需的功能性基础公共产品。中国自实施新农村政策以来,农村道路建设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协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Heckman-Probit两阶段模型,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关于农村道路供给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道路的维护状况是影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评价农村道路供给效果的关键因素,村庄类型、村庄距县城的距离、是否是村干部、政策支持、农户参与满意度、村内道路类型、能否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变化情况、比较优势及农户交通状况满意度对部分收入组农户评价农村道路供给效果的影响也比较显著。因此,各级政府对农村道路的投资不仅要关注道路设施建设,更要关注体制建设。     

浅谈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企业文化建设

吉林省农村信用社从2006年开始导入企业文化建设,建立了包括企业精神、定位文化、愿景文化、管理文化、行为文化、服务文化等内容的企业文化体系,开创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全面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先河。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在导入和推广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既有优点,又存在着不足,需进一步发展完善。     

新疆农村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程度测度

利用对新疆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资金供求的影响因素,估计新疆农村金融抑制程度,采用平均处理效应下的Match模型估计农村金融抑制的福利损失程度,研究表明：新疆农村金融抑制程度为67.82%,农村金融抑制对全部样本农户和遭受农村金融抑制的样本农户的消费支出、纯收入和经营纯收入均有负向影响,且全部样本农户的福利损失与遭受农村金融抑制农户的福利损失没有明显差异;上年生产性固定资产、上年金融资产余额、重大活动支出、是否处于高经济水平村庄等因素对农户资金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户主有无技能、是否有干部成员、获赠所得、是否处于资金丰裕村庄、非正规途径贷款、是否处于高经济水平村庄等因素对农户资金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福利效应研究

引入常数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构建信息消费增速变动的福利效应模型,采用1993-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数据,从总体和收入分层视角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增速变动的福利效应进行数值模拟,分析表明信息消费增速变动具有相当大的福利效应：信息消费增速提升1％,相当于在农户无限生命期界内每年增加0．39％～17．73％的信息消费产品或服务;而信息消费增速下降1％,相当于在其无限生命期界内每年减少0．52％～22．28％的信息消费产品或服务。同时,信息消费增速变动的福利效应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性,对高收入农户的影响比对低收入户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在促进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总量增长的同时,应稳步推进制度改革,从而缩小不同收入水平农户间的信息消费鸿沟。     

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现状及对策分析——基于山东省17个县市的抽样调查

依据对山东省17县市261份农户金融需求及满足状况的调研数据,发现山东省农户借款需求较为强烈,资金需求以中短期为主,对农户大额资金借款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从亲朋好友借款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手续繁琐、利息高、抵押担保要求高是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难的主要原因;农户借款用途日益多元化,但生产性需求比重较小。为此,应强化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邮政储蓄的支农责任;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民间金融发展,鼓励、支持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引导农民合理消费。     

农村信贷供需均衡研究

资金短缺是制约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千阳县是西部典型的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县,农村信贷的发展对其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调查研究表明,千阳县农村信贷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为农村信用社）,供需存在规模失衡和结构失衡,而且农村资金外流严重。这在西部地区是普遍现象。应建立和完善农村信贷体系,扩大信贷资金来源;建立外部资金导入机制,促进资金回流;优化农村信贷资金分配结构,努力实现信贷供需平衡。     

论我国农村金融的增量改革

通过考察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变迁的过程，发现每次变迁几乎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其变迁结果却差强人意；而且，由于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等几乎垄断了农村金融，其进行自我变革的内在动力不足，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并引入制度变迁的跨时期成本分析，应进行“增量改革”，即发展新的金融组织以对现有的金融机构施加外在压力，利用市场竞争促使其进行自我变革，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以促进农村发展。     

浅谈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及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需要得到农村金融的支持。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农村国家金融机构和农村民间金融机构两个部分。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是农村国家金融机构的结构不合理、农业银行业务面过窄、农业发展银行难挑国家政策性金融重任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力量日渐弱化。应通过重塑农村金融环境、调整农业银行的业务结构、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建立并完善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和正确引导民间金融活动等措施提高农村金融体系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的水平。     

西部地区农户信贷及农村金融成长机制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农户的借贷为基本研究对象,结合有关调查数据,从农户的基本特征、农户信贷需求现状、农户信贷的需求特征等方面分析了农户信贷的需求情况;从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基本情况、信用社资金供给和民间借贷等方面分析了农户信贷的可得性。与此同时,简要指出我国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有关政策建议。最后,完成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成长机制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