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家庭电力需求弹性研究

居民电力需求弹性的估计对于学者研究居民电力消费行为和政策制定者进行电力需求侧管理和政策分析都至关重要。文章采用ARDL模型对全国层面居民电力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第一,我国一直对居民用电实行低电价政策,昂贵的补贴政策导致了电力的过度消费;第二,1980——2011年间,中国居民电力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389,收入弹性为0.601,居民电力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因此,直接提高电价会对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两点都表明我国有必要对居民用电实行阶梯方案。     

电力阶梯定价对居民节约用电行为影响的博弈分析

呼吁多年的居民阶梯电价终于将要付诸实施了.本文通过图示和博弈模型分析认为,低电价不利于居民节约用电,要实现促进居民节约用电的目标,政府应适度提高居民基本用电量标准QO、价格PH和PL,同时应该考虑阶梯电价对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的影响.为了保障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必需的电力消费水平,政府可以对他们给予适当的财政直接补贴.     

中国化石能源补贴与碳减排——衡量能源补贴规模的理论方法综述与实证分析

本文对能源补贴的内涵与分类进行论述,系统阐述了目前衡量能源补贴规模的主要方法,并对每种方法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实证研究结论表明,2007年中国化石能源补贴规模为3864亿元,取消这部分补贴会减少6214.9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化石能源补贴改革提供了科学参考。     

城市水价上涨对居民用水的影响分析——以银川市为例

城市水价上涨对居民用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居民用水量和水价承受力两方面.文章通过对银川市1981～2006年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水量、水价的综合分析和模拟,得出银川市城市居民用水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指数,量化研究了水价和收入变化对居民用水量的影响,并依据收入将居民划分为不同阶层,分别研究其对水价的承受能力.计算结果表明水价的小幅提高不能抑制人均用水量的增加;虽然银川城市水价在整体还有上涨空间,但水价上涨已经对低收入群体产生了不小的压力.因此政府不能仅仅依赖上调水价来减少居民用水量,而更应注重水价结构的调整,同时改革过程中应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兼顾社会公平. 承受力两方面.文章通过对银川市1981～2006年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水量、水价的综合分析和模拟,得出银川市城市居民用水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指数,量化研究了水价和收入变化对居民用水量的影响,并依据收入将居民划分为不同阶层,分别研究其对水价的承受能力.计算结果表明水价的小幅提高不能抑制人均用水量的增加;虽然银川城市水价在整体还有上涨空问,但水价上涨已经对低收入群体产生了不小的压力.因此政府不能仅仅依赖上调水价来减少居民用水量,而更应注重水价结构的调 ,同时改革过程中应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兼顾社会公平. 承受力两     

论通货膨胀对无地农民的影响

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过热的趋势不断明显.为了保证居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减少通货膨胀对居民的影响,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手段.但这些政策还是没有考虑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下面我将从价格补贴方面着手,分析一下通货膨胀对无地农民的影响.     

差别电价的交叉补贴策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无论是企业生产还是居民生活都离不开电力消费,因此抓住电价这个指挥棒,合理设计交叉补贴政策,将有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中国差别电价与惩罚性电价改革,本文利用CGE模型对多种终端电价交叉补贴情境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如下:第一,中国现行的差别电价交叉补贴策略,即以工商业用户补贴居民用户,适合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改善居民福利、促进国内消费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节能减排的要求,不宜简单模仿某些发达国家以居民用户补贴工商业用户的交叉补贴模式,尤其在社会保障与环境保护等其他公共政策配套没有跟上的条件下更是如此。第二,可以在差别电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惩罚性电价,发挥其调整结构,优化布局的作用。第三,引入惩罚性电价可导致交叉补贴余额提升,于是可以利用这部分提升空间补贴服务业,这不仅能够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改善。     

国际金融危机对各类人群收入分配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必将对各类人群的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其他群体相比,尽管中国低收入群体收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低,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差,金融危机对其影响仍然巨大。因此,文章提出要以罕见的金融危机为契机将我国的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的范围,建议在当前形势下通过采取以下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一是通过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保障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三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通过就业实现收入保障;四是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五是加大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     

职业、收入、社会满意度:多阶层收入—幸福关系比较分析

文章运用调查数据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目前幸福指数进行分析,发现幸福状况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关系曲线呈多斜率阶梯上升趋势。职业、收入、社会状况的满意度在六大幸福影响因子中处中等水平,且分值低于幸福指数,成为拉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一情况表明,在目前我国,改善职业环境、关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改善以及提高社会公平公正满意度,对于提升国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生活碳排放动态特征分析

对2000~2012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直接、间接碳排放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及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截至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直接碳排放量年均增长17.14%,间接碳排放量年均增长6.42%,农村居民人均直接碳排放量年均增长16.51%,间接碳排放量年均增长2.81%;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及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上升联合作用,使城镇与农村居民生活间接碳排放量均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食品与居住消费是居民间接碳排放主导因素;城镇居民人口数量是城镇居民生活碳排放总量的决定性因素;城镇生活方式相比农村具有更低的单位生活支出碳排放量;城镇化率对居民生活碳排放量分别具有0.13%和0.09%的弹性系数,初步验证了城镇化与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SSM)定量分析1995-2014年中国农村人口、居民收入、生活消费支出结构、能源消费结构4个变量对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动态影响过程。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数量对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的变弹性系数为负值,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能碳排放增速显著,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并未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而降低;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均存在正向效应;以电力消费占总能源消费比重为表征的能源消费结构对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存在负向效应,虽然电力消费比重增加降低了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直接碳排放量,但是居民生活用电的间接碳排放量增加了。人口数量和生活消费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的影响作用较大。     

技术变化、要素替代和贸易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1981—2005年的投入产出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成本函数估计了我国制造业20个部门能源、非能源、资本以及劳动的份额方程,对我国制造业20个部门的技术变化、要素替代以及贸易和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计量检验的结果表明,技术变化、要素替代、贸易、一次能源结构和部门结构变化是引起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水平、结构及影响——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国际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并基于截面数据,对中国和13个OECD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部门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与OECD经济体相比,中国国民经济及其三次产业中的物质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大,而服务性投入(即生产性服务)消耗相对较小;大多数OECD经济体生产性服务的将近70%都投入到了服务业自身,而中国生产性服务的一半以上则投入到了第二产业;中国与OECD经济体的服务业及其分部门的影响力系数都较小,但后者的感应力系数高于中国,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不仅不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应有的带动作用,其本身受其他部门的需求拉动作用也不大。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不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因此,打破市场垄断、理顺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和政府行为以及打造诚信经济,应该成为政策制订的着力点。     

中国转型期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与扩大消费的实证研究——基于投入产出两部门分析框架

本文从中国引进式技术进步及不平衡结构增长等特征出发,建立两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特点和形成机制,并从逻辑上解释了收入分配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系。在经济危机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背景下,改善当前结构矛盾的短期政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即减少高端部门资本报酬,增加高、低端部门劳动者报酬),进而扩大消费需求。实证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同时,本文的研究模式为投入产出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和思路。     

粮食直补对稻农参与非农劳动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309户农户入户调查的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业领域转移,非农劳动收入已成为湖北农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实施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将直接增加农户收入,农户劳动力分配很可能因此产生调整。基于湖北309户水稻种植户的入户调查,运用Pr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是否影响水稻种植农户参与非农劳动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接受粮食补贴的水稻种植农户中参与非农劳动的显著增加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无论按计税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还是按种植面积计算的粮食补贴,都将影响农民参与非农劳动。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能源消费、节能潜力与中国对外贸易

节能减排的长期国策以及发展中的贸易大国的基本特征,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我国对外贸易在能耗和环境方面的独特影响力。本文基于内涵能源的角度,运用投入产出法,从贸易规模与贸易结构两方面分析了2002~2008年对外贸易对我国能源消费的影响,并利用优化模型对BAU情景下2020年单位GDP所对应的能源消费量等相关指标进行了了测算。分析结果显示,内涵能源出口量随着贸易出口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贸易结构呈现不利于节能降耗的发展趋势。2020年能耗下降预测值与我国新近确立的减排目标还有较大差距,而我国对外贸易的节能潜力非常可观。因此,提升对外贸易对节能降耗的贡献度应该是我们深化重大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大规模水利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基于水利社会核算矩阵的分析

通过对最新的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进行合理的拆分与合并,并结合其他数据编制的水利社会核算矩阵可以为研究水利投资与国民经济的互动提供大量的信息,利用水利社会核算矩阵乘数模型可以考察大规模水利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水利投资将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部门产生较大的拉动效应;不同水利部门的投资增加对国民经济的具体拉动效应存在较大的差别,了解这些差别有助于水利投资结构的优化;水利投资对我国GDP拉动的平均乘数大约为1.3;基于水利投资的结构分解,测算得出4000亿元的水利投资将会带来GDP增长4925亿元。     

能源消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能源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煤炭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之一,煤炭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能源消费、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对于发展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运用我国GDP总量、能源消费总量和煤炭消费总量的数据,首先,得到我国煤炭消费收入弹性系数依然过高的结论;其次,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是均衡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协整与双向因果关系。最后,根据分析结论提出对策建议,即政府需要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建设国家煤炭储备体系,实施煤炭供应国际化战略,以保证能源供应安全,保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居民医疗支出不公平性分析

基于2002年大样本家计调查资料,本文以家庭为单位分析了家庭收入与医疗支出的关系。就中国整体而言,收入相关的居民医疗支出集中指数为48%,而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是45%,这表明医疗支出具有累退倾向。对其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这种不公平性根源在于中国城市与农村居民医疗支出严重失衡,城市居民的平均医疗支出几乎是农村的6倍,换句话说,医疗支出方面的公共资金大都集中于发达的城市医疗部门。在中国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也存在医疗支出不公平性问题,这种层次的不公平性大多可以归结为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平均医疗支出水平上的差异。因此,可以说居民医疗支出的不公平主要是由于地域上的差异造成的。众所周知,中国公共卫生投资缺乏公平性,如果中国政府有意改变这种情况,那么在区域之间重新分配国家补贴就势在必行。在公共卫生预算不变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措施引导医疗补贴流向农村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而流向中国城市地区,特别是东部城市地区的补贴应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