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开放程度的选择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关税冲击以及外汇风险溢价的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创新地揭示了关税冲击造成实际汇率波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刻画了关税变动、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作用机制。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程度下贸易摩擦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福利损失。模拟结果表明,在一定贸易开放程度下,外国加收关税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引发出口及产出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本国汇率贬值,引发出口及产出增长。关税冲击发生后短期中汇率贬值效应占优,本国产出会出现小幅上升,随后贸易条件恶化效应逐步显现,产出持续下降。福利分析结果表明,本国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虽然经济福利损失会小幅上升,但福利损失增加幅度小于外国,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如果本国过度提高贸易开放度,则会导致本国福利损失大幅增加,并且大于外国福利损失增幅,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劣势。因此,应适度逐步有序地提升贸易开放度。此外,本国适度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能够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汇率波动的贸易条件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的是汇率波动的贸易条件效应。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当汇率波动时,贸易条件会以汇率波动的一定比例发生变动。一般来说,本币贬值其直接后果是出口价格下降和进口价格上升,贬值国的贸易条件恶化。而本币升值,升值国的贸易条件改善。由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价格的转嫁率不完全,在1990年代以后,日本汇率波动对日本贸易条件的影响变得不明确。汇率波动的贸易条件效应除了与原来的贸易条件和汇率有关外,还与进出口供给和需求弹性有关。     

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国际化与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国际化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本国货币趋于贬值，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则在本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首先下降，之后逐步趋向稳态水平。外国正向生产率冲击下则相反。更高水平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本国生产率冲击会加剧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不会加剧汇率波动，但是外国生产率冲击则会降低本国产出偏离稳态的幅度，且汇率波动也不会加大，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抑制汇率波动，并隔离外部冲击。     

汇率变动、贸易条件与国家福利

主张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人大多认为,这些年中国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如果人民币升值,则可以改善贸易条件.为此,我们首先要问:贸易条件改善一定地会增加一国的福利吗?其次,汇率升值会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吗?汇率升值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的?反之,汇率贬值会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吗?汇率贬值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的?     

汇率变动、贸易条件与国家福利

主张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人大多认为,这些年中国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如果人民币升值,则可以改善贸易条件。为此,我们首先要问：贸易条件改善一定地会增加一国的福利吗？其次,汇率升值会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吗？汇率升值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的？反之,汇率贬值会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吗？汇率贬值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恶化一国的贸易条件的？     

中美关税对抗对经济金融的影响研究——基于多元回归和GTAP模型实证分析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多方面冲击。本文在调查中美关税对抗对广西辖区金融机构和企业影响的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和GTAP模型实证分析关税对抗对我国和广西经济金融产生的冲击,得出以下结论:2018年以来的中美关税对抗对我国宏观经济及贸易造成了负面冲击,贸易条件恶化进一步导致社会福利损失;我国汽车、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所受冲击较大;行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通过金融市场活动进行传导,金融业的稳定性也面临挑战;此外,中美关税对抗对广西进出口贸易和贸易融资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后者的影响相对较小。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中美贸易条件的影响

根据传统的贸易条件理论,本币升值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①的改善,有利于增加本国居民的福利。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本文采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的数据进行了VAR建模,计量结果发现人民币的升值没有显著改善中国居民的福利。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厂商出口定价方式的选择(当地货币定价),应对措施是中国需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或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风险的动态冲击影响——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国际经济复苏仍未达到预期,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失衡加剧了全球金融不稳定程度,汇率波动幅度、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逐渐增加,对我国金融稳定状况产生极大影响.本文运用结构式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研究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风险的动态冲击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金融风险状况产生影响.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汇率贬值在初期会一定程度改善金融风险状况,而贬值持续时间过长则会形成不良的贬值预期,促使本国的金融风险状况恶化.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热钱规模越大,金融风险指数越大,本国的金融不稳定程度随之增加.总体而言,汇率波动、跨境资本流动的增大,极易恶化本国的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状况,严重时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分析——基于1993-2017年月度数据的研究

基于1993-2017年月度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三大贸易条件指数(2010=100)中价格贸易条件上下波动明显,标准差为6.0;收入贸易条件长期稳步上升,近三年相对于最高点下降了15%~20%;要素贸易条件一直呈上升趋势,标准差为66.2.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度变动时,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有显著变动.人民币显著升值时,价格贸易条件马上明显改善,但维持时间不长,随后又发生逆转.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贬值导致价格贸易条件长期恶化有一定的时滞.国外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而中国宏观经济较稳定发展期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为此,我国应积极推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汇率靠拢,针对性地采取限产计划,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从根本上改善贸易条件和增加经济福利.     

汇率波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运用GARCH模型分析了实际汇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汇率对我国FDI流入有正效应,即实际汇率上升(人民币贬值)会增加FDI流入;而实际汇率不确定性增大对我国FDI流入有比较显著的负效应,即实际汇率不确定性提高会导致FDI流入减少。虽然这两种效应都比较弱,但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重要的是确保汇率在合适的范围内波动,减少不确定性,以免对FDI的流入产生负面的影响。     

关税冲击与中国进口行为

在美国频繁发起贸易保护措施的背景下,中国加征反制关税予以还击。本文基于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中国海关月度贸易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对美反制关税的实际效果,即是否抑制美国对华产品输出以及对中国总进口和产业链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国对美反制关税精准有力,中国自美进口额和进口数量显著下降;随着关税排除清单的实施,进口下降幅度有所减缓。(2)反制关税的影响总体可控。随着中国不断调低MFN关税税率,对美进口贸易转移至经济规模较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总进口以及国内产业链并未受到明显冲击。(3)尽管富有弹性产品、非燃料初级产品及高技术产品对美进口,以及民营企业对美进口均受到一定冲击,但这些产品和企业的总进口并未受到波及,总体外贸形势依然稳中向好。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s: Based on a two-country,two-sector DSGE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recent Sino–U.S. trade frictions on the macroeconomic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constructed a two-country, two-sector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is model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tarif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n such trade frictions and provide a basic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on bilateral trade frictions. Based on our benchmark analysis, the tariff shocks affect non-tradable sectors through the tradable sectors, which, in turn, have impacted consumption, investments, prices, and production. Specifically, the tariffs on intermediate and final goods affect the economy from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respectively, and as the trade dependence decreases, the economic volatility caused by the tariff shocks also decreases. Moreover, our simulation showed that the impact of the trade frictions on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two countries has been asymmetrical,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bjective economic realities.     

服务贸易开放、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从理论上分析了在考虑国内产品替代效应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下游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以及国内市场化程度对贸易开放政策效果的调节效应。其次,我们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实证检验了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强度较大的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对出口强度较小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并抑制了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国内市场化水平提高能够增强服务贸易开放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服务贸易开放对非出口企业造成的负面冲击。此外,我们还发现:(1)市场化主要通过商业存在(FDI)渠道调节服务贸易政策效果;(2)服务贸易开放对国企以及非东部地区中的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对非国企以及东部地区的非出口企业的不利冲击更大。在考虑内生性以及使用替换变量等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因此,当前阶段中国服务贸易政策需要同时兼顾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并协调国内市场化改革,稳中有序开放。     

贸易成本与中国制造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更高水平、更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既受益于推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分工格局和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合长期收入效应、投资结构变迁、国际贸易失衡等中国经济特征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结构转型模型,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贸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外国福利提升的影响。本文发现:1995-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持续下降,既增强了中国制造产品的比较优势,使制造业产出增长了29%,分别提高了制造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4.7个和5.1个百分点;也由此降低了全球消费品价格,对同期外国总体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接近15%。对中国制造产品加征关税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成本,会显著降低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论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本文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汇率波动、生产网络与股市风险--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的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出发,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汇率变动对中美两国股票市场的直接影响以及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影响。从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可推出具有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形式的实证模型,其中以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实证结果发现,中美双边汇率变动对两国股市的影响在贸易摩擦期间均比之前更为显著,人民币贬值导致中国股市收益率下降,其中约50%是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效应,而美元升值导致了美国股市收益率下降,其中约37%是网络效应。关税制裁波及的行业与未波及行业的股票收益率均受汇率变动影响,但后者受到的网络影响更大,且各行业受到的网络影响主要由其下游行业传递。     

加征关税如何影响美国贸易逆差及全球福利——基于美元本位下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及引发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福利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相关传导机制。在基准模型设定下,美国单方面加征20%关税会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小幅缩小约0.40个百分点,美国长期稳态GDP下降约2.50%,其他国家GDP下降约1.10%,美国居民福利上升约0.60%,其他国家居民福利下降约1.20%。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共同支持宏观经济稳定

货币政策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但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忽视金融风险,并不足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近年来中国提出双支柱宏观政策框架以支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首先提出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框架,强调应该注重两类政策目标的协同与矛盾、政策传导渠道的相互交叉与影响、冲击类型与开放条件的差异等,从而保证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应。接下来,我们建立了一个DSGE两国模型,作为分析双支柱宏观调控稳定宏观经济的案例研究。研究表明,第一,金融冲击下,货币政策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且随着汇率制度从固定转向浮动,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会明显加强。第二,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以跨境资本流入税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有效遏制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机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验证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第三,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有关,当汇率灵活性水平较低时,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果更好。     

流动性幻觉与高杠杆率之谜

本文研究信用货币体系下流动性不足导致的过度投资和高杠杆率问题。文章将货币引入到消费者与银行互动的三期经济框架中,构建信用货币体系下的偏好冲击与流动性冲击模型,阐明消费者的购买力、经济投资效率和杠杆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流动性背后的价值支撑,而非仅由流动性的名义数量决定。本文指出,流动性的价值支撑主要体现为央行储备资产和政府财政收入,其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系内短期消费的支付能力,流动性的价值支撑不足会导致过度投资和高杠杆率。进一步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本文研究结果提示,在经济双循环体系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尤为重要,维持央行储备资产规模并保持合理税率水平可以缓解流动性的价值支撑不足和高杠杆率问题。     

加征关税如何影响美国贸易逆差及全球福利——基于美元本位下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元本位特征的两国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加征关税及引发的贸易摩擦对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福利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相关传导机制。在基准模型设定下,美国单方面加征20%关税会使得美国贸易逆差占GDP比重小幅缩小约0.40个百分点,美国长期稳态GDP下降约2.50%,其他国家GDP下降约1.10%,美国居民福利上升约0.60%,其他国家居民福利下降约1.20%。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在抑制全球贸易和生产的同时,会通过更加不公平的国际贸易恶化全球福利分配。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时,其他国家自身福利并不会进一步恶化,但美国福利会大幅下滑,同时美国贸易逆差相对规模变化不大。贸易摩擦博弈的“囚徒困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贸易战的发生。削弱美元本位地位能促进国际贸易公平性的提升,进而能减弱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升全球福利水平,并能有效缩窄美国贸易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