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困”抑或“帮富”: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与适应性治理——基于苏北R县X村扶贫案例的田野考察

乡村贫困人口的动态识别成为当下乡村贫困治理的时代特征,而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亦是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载体。文章尝试建构适应性治理框架,力图诠释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苏北X村的个案探讨,理顺了精准扶贫的"五位一体"运作机制,同时亦辨识了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乡土困境:分类机制不完善、贫困人口的管理非动态、扶贫资源的"公地悲剧"、扶贫激励机制的缺陷。致使逆向激励效应的产生。为此,通过明确精准扶贫的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动态考评机制、创设"差额立项"的分类扶持机制、建立反馈机制等适应性治理路径,以期能提高扶贫对象识别的精准度,最终实现乡村贫困治理现代化体系。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责任内涵与实施困境研究

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利益与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并严重制约了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意味着在深化改革开放并巩固成果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必须跟随时代的要求,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体制改革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处理好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能否有效并公正地分配利益与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使一直以来我国努力解决的贫困问题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解决贫困不仅仅涉及个体脱贫,区域发展的经济内涵,更是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题中之义.为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我国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并落地为一种新的扶贫制度.如何将政府治理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贯彻至"精准扶贫"制度落地的过程中,如何能够真正实现政府作用,承担政府职责,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与对典型精准扶贫工作试点的实地调研,总结政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出现的责任履行问题,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对策.     

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动:1981——2001——基于城乡统一框架的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我国城乡家计调查加总数据,通过Son(2003)提出的四要素贫困分解方法,在城乡统一的框架下实证分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乡—城人口流动在我国总体贫困变动中的作用,并特别考虑了不同贫困线和贫困指数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除了城乡收入增长外,乡—城人口流动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动力;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但乡—城人口流动在1990年代后期的减贫贡献趋于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不平等和城乡收入非均衡增长的负面效果。     

中国农軻扶贫的制度变迁、优化与创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扶贫制度也与时俱进,历经了改革变迁与优化创新,就理论成果和实践效果而言,扶贫制度在我国开展反贫困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同时期的扶贫制度对减贫的效果不尽相同,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进程,我国农村扶贫制度的变迁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七大阶段,具体内容涉及:贫困区域判定的演变、贫困对象识别的优化、顶层设计规划的完善、扶贫主体类型的变化、资金注入方式的拓展、社会保障政策的补充、扶贫模式思路的创新等方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扶贫"时代,农村扶贫制度需要不断创新、转型、升级,实现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全民小康、共同富裕.     

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内涵及难点突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过程中,实现贫困群体进入小康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精准扶贫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贫困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具体体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需要深入理解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有利于贫困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地区文化传承、有利于贫困个体发展能力提升为原则,不断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从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为精准扶贫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继承传统文化出发,为精准扶贫找准实现路径;从提升个人发展能力出发,为精准扶贫提供可持续性保障。     

浅议精准扶贫语境下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贫困县乡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准扶贫是新时期贫困治理的重要模式,它不仅是对以往扶贫工作方式与方法的调整,也是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路径的创新,这给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带来了挑战。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方式和手段,也有效地提高了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效率。精准扶贫工作是阶段性的,但贫困县的乡村社会治理是长期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以精准扶贫为契机,积极探索贫困县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     

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提出治理云南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可行路径为:优化产业扶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扶智"的重视、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研究

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方式之一,自第三方评估被引入精准扶贫后便受到广泛关注.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贫困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不断暴露,精准扶贫绩效评估方面只有与第三方评估机制做好衔接,才能使精准脱贫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依法治贫是新时期贫困治理大势所趋,而第三方评估法治化成为解决贫困治理困境的新思路.将法治贯穿于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的全过程,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同步跟进,有助于实现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本文立足于扶贫评估第三方机制的法治化研究,探讨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的价值取向,进而分析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的影响因素,最后指出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为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精准脱贫中财政政策的有效供给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扶贫思路与方法不断创新与改进,有效的财政政策供给成为目前多维贫困视角下精准扶贫的重要保障。但这一过程仍面临一些困境,例如财政扶贫政策难以精准识别贫困户,财政扶贫项目与贫困户需求脱钩,财政扶贫资金使用不规范降低了减贫效应,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核过于重视政绩。从有效财政政策供给视角看,应通过完善财政扶贫制度、调整财政扶贫项目、规范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及构建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等途径实现精准脱贫。     

试论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的路径依赖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种普遍的规律。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通过区域制度的非均衡性安排来实现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这种非均衡发展不仅拉大了经济上的差距,更拉大了制度上的差距,并由此产生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这种路径依赖的形成对由非均衡发展向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持续的。     

城市人工水体旅游景观的观赏鱼种选择

随着城市旅游的异军突起,城市旅游景观逐渐成为都市旅游的新宠。在旅游者游览要求持续增涨、鉴赏品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城市旅游景观的景观价值和文化内涵,成为城市旅游规划和城市景观设计面临的一大问题。针对城市人工水体旅游景观这一独特的旅游资源,提出了如何选用与水体景观搭配适宜的四种观赏鱼种(红尾副鳅、锦鲤、锦鲫和胭脂鱼)来增强景观品质的方法,以作参考。     

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发展初探

高校辅导员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排头兵,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辅导员队伍的专,Jk4~C、职业化建设有利于增强辅导员的归属感,对于提高辅导员的综合素质、拓展辅导员的职业发展空间、提升辅导员的职业声望、稳定辅导员队伍具有积极的作用。抓住当前辅导员队伍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探索辅导员队伍建设职业化、专家化的实施路径,以期提高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跨国公司子公司发展中四大流派理论成因分析

在跨国公司的研究领域中，对于子公司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各国学者使用多种研究工具和方法进行研究。1999年波金绍等人通过研究提出了四大流派的理论。对此，有必要借鉴四大流派理论和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对其形成的原因做进一步的分析。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论独立的公司内部经济监督体系建设

我国监事会弱化是公认的.通过对财务总监、内部审计、审计委员会和监事会职能的剖析,证明了多头监督,不便于建立经济监督责任制.监事会成员地位低、外部代表少、机构空、权威差,根源于原有的监督结构没发挥作用,从强化监事会组成与监督责任出发,本文提出内部审计和审计委员会并入监事会,扩大监事会成员,增强监事会权威,建立统一、独立的公司内部经济监督体系,加强"新三会"与"老三会"的联系、沟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国外企业本质理论的演进与评述

本文在回顾企业理论演进史的基础上．比较与评述了各流派企业本质理论的主要观点。本文认为，各流派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从分析与讨论的焦点来看，集中体现为生产、交易与契约3个概念；而从认识与方法论来看．主要包括分工、交易成本与熊彼特传统3个角度。因此，对企业本质的认识还远未结束。     

刍议高校党外干部管理科学化

高校党外干部是国家干部人才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高校统战工作的重点。加强高校党外干部管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需要,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推动高校统战工作和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探索高校党外干部科学化管理的具体途径,构建高校党外干部科学化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