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选择

河西走廊区域内光、热资源丰富,水资源利用效率高,土地面积大,具有发展绿洲农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该地区农垦历史悠久,农业产业化水平高,生产的特优农产品市场前景广阔。根据生产性、经济性、发展性原则构建的区域优势特色农产品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河西走廊二十余种主要农产品进行分析,分析结论显示,玉米制种、中草药、草食畜牧业等八种农牧产业具有生产规模、品牌、市场前景等显著优势,是本地区应着力培育和发展的区域优势特色产业。     

区域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路径探析——信息化视角下对四川达州的审视

特色农产品产业的信息化是经济新常态下“互联网+”农业战略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其将有助于区域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化、有助于区域农业现代化、有助于本区“三农”问题的化解.本文厘清信息化、特色农产品产业信息化及信息化与特色农产品产业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以四川达州为例,解读本地特色农产品产业信息化的现状、解析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剖存在主要问题的缘由并构建了信息化助推达州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路径.     

比较优势理论与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以福建省为例

应用比较优势理论探讨农业区域专业化发展问题。理论推导得出,按照区域农产品生产优势来选建农业专业化部门能够实现农业增效,提高农业生产整体水平。以福建省为例,采用区位商和平均值法分析了主要农产品生产比较优势。结果表明,福建省多数县份的一种或几种农产品具有显著比较优势,农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已现端倪。但目前大多数县份主导产品不显著,专业化生产与农业资源禀赋不相协调。按照县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创建农业专业化部门,将是福建省解决"三农"问题和协调县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提高湖南特色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对策研究

湖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资源优势明显,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为了抓住机遇,就必须不断提高湖南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文章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对湖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湖南农产品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呈减弱的趋势,而出口规模过小和单位产品附加值较低是造成湖南农产品出口额较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湖南应该调整农业支持政策,优化农业发展环境,加快推动优势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发展和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协会,实施重点市场和市场多元化并重的战略,以提高区域农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大力发展湖南的外向型农业经济。     

新疆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创建与发展策略浅析

创建和发展新疆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能够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满足市场及消费者的需求,有助于实现农产品生产经营的规模效应,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赢得国内外更广阔的市场。近几年来,通过努力新疆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已有了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从新疆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创建和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入手,提出对策建议:发挥政府在区域品牌建设中的职能、强化行业协会作用、发挥龙头企业经营规模化效应、完善生产标准化和质量认证体系制度、采用多元化品牌营销模式,扩大品牌影响范围,尽快提升新疆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在国内外的形象和声誉。     

浅谈农产品协会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

发展农业产业化已经成为提升农业产值和构建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式。现在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程度较低、规模较小、区域产业特色不明显,通过发挥农产品协会的职能作用,对解决当前这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山东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文章以其为例进行研究,分析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的成就及问题之后,结合农产品行业协会的职能,提出农产品行业协会在解决农业产业化问题中的保障措施。     

新疆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向西发展”的视角

本文"向西发展"的视角是指国家的陆上"向西开放"战略格局,新疆应充分发挥面向中亚的地缘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开展同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新疆的农业建设也应积极拓展同中亚国家的农业(经济)合作,包括农产品贸易、农产品生产和农业技术合作等。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农业(经济)合作不仅有助于新疆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可充分利用中亚国家的农业资源。这种"向西发展"视角下的新疆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既不能照搬"内地模式",更不能"模式依赖"。要综合考虑新疆地域特点和农村劳动力状况等进行发展模式创新,建立适合本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特色模式,如构建新疆与中亚农业合作模式等因地制宜的本土化模式,推动新疆农业现代化建设。     

2002年中国经济实现五大突破

1.农业生产平稳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优质专用农产品种植面积增加,主要农产品生产继续向优势产区集中。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发展步伐加快。各具优势的农作物种植带、产业发展带逐步形成。2002年粮食产量达到45711万吨,比上年增长1％;棉花     

对农业产业化中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思考

农业产业化既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很大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农业水平还是比较落后。其主要的差距表现在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农产品的生产与市场的衔接度都还很低。为了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中国可以通过改善农产品流通,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促使中国农业走向产业化生产和经营之路。     

启东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市场农业 1、调优种养结构,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全市各地要按照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发挥各自优势,培植主导产品,形成区域特色,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生产基地建设要突出园艺业、畜牧业、水产业三个重点。各乡镇、村也要根据当地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合理规划建设好新的农副产品基地,培育发展各有特色的主导产业。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社会治理与治理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利益格局发生调整,产生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应对这些社会问题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频同振,有效地进行社会治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社会治理基本问题的理论展示,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基本思路与发展路径,希冀对社会治理的政策与实践有所裨益。     

高校智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起点、难点与策略

高校智库服务政府决策,有利于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这也成为高校智库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智库在服务政府决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存在主动服务意识不强、运行体制机制发展滞后、研究成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制度环境支撑不足等问题。高校智库应在形成科学合理发展规划,创新组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协同发展、塑造品牌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与创新,为政府决策提供高质量成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     

治理网络视角下新兴技术治理的社会公众角色演变

新兴技术治理中社会公众的意见与建议、感情与情绪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对与争议能够影响政策决策的执行，但社会公众在政策决策中的主要角色和作用仍然没有得到清晰阐释。为了提升新兴技术治理绩效，从网络视角切入，基于治理网络理论的3种公共行动分析方法，以转基因技术作为新兴技术研究对象，分析我国社会公众在新兴技术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研究发现，我国社会公众角色不够完善，仅发挥了监管者和促进者的作用。由此提出，分配新兴技术治理行动者的决策权、建立审议参与式的公众参与程序、培育社会公众主动参与的审议环境等相关政策建议。     

国防科技工业跨部门合作治理网络动态演化研究

随着国防科技工业治理复杂性提升以及传统治理理论失灵，准确厘清包含军民两大治理主体、公私两大职能部门治理机构间合作网络、关系结构与演化过程，已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基于“元治理”理论思想，以1998-2018年发布的614条政策为研究样本，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不同时期国防科技工业治理网络结构、机构间互动关系、主体角色定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关系网络是随着国防科技工业政策变迁不断演化的自组织网络，网络结构由“松散”向“耦合”转变、网络核心由“单核”向“多核”转变、治理模式由“碎片化回应”向“协同共治”转变；个体节点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主要表现为协作主导者、牵头主导者、互惠跟随者以及边缘跟随者4个群体，并得出核心机构角色演变规律。最后，从“元治理”视角对国防科技工业异质主体跨部门合作治理关系进行再审视，并提出相应治理策略。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家族企业信任治理的相机选择

华人家族企业的特殊信任是基于忠诚原则上的私人信任。用布赖恩特(Bryant)协调博弈来描述信任,家族主义信任可能形成最优的帕累托协调博弈结果,能较好解决代理中的信任问题,但不能或难以解决随着组织规模或交易的复杂性增加时出现的代理能力不足问题。信任治理的相机选择,则取决于信任在特定文化制度环境下的治理成本结构。必须弱化家族主义信任,加强社会普遍信任环境、制度的建设。     

参与和治理:中国社会安全网建设的战略选择

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在此期间，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完善与否不仅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更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关键。分析中国社会安全网的建设过程，评估社会安全网的状况，本文认为，中国社会安全网的未来走向或者战略选择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力量，通过多元主体的互动逐步迈向善治，实现从政府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建立责任分担的社会风险防御机制，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机会与能力，消除社会隔阂、实现社会整合。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治理结构有无联系?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多大的溢价?本文旨在对上述两大问题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实证研究,揭示当前上市公司存在的治理弊病,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体系提供依据。为此,我们充分考虑了公司治理的内外部机制,并结合中国的市场环境,归纳出一系列变量来描述公司治理在我国的具体实践。基于这个变量体系,我们运用主元因素分析法编制了一个可反映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综合指标——G指标。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 1 )治理水平高的企业其市场价值也高;( 2 )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相当可观的溢价。     

基于股东中心主义的国有公司治理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共同代理模型,结合我国国有公司独特的治理背景．在股东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运用分布参数模型法求解最优的国有公司经理努力水平。讨论了国有股东效用组成、股权结构和激励机制等因素对最优的经理努力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公司股权需要一定的集中度．但并不应该人为规定股权比例,激励与努力不存在单调关系,激励机制的效果取决于多种激励手段的综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