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还是抑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发展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但面临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发展?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EPU指数和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长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的发展;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加大政府发放补贴的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型、实体、“十三五”期间企业的作用更大。据此提出,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和数字金融发展力度、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因时制宜地开展数字建设的建议。     

政府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技术创新效率视角的评价

基于技术创新效率视角,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和门槛效应模型就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并通过所有制、行业、地域因素进行两者关系的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强度与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政府补贴处于合适区间时才会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异质性因素不会影响门槛效应的存在,但会改变补贴的最优区间.因此,我国应当坚持补贴退坡政策,优化政府补贴机制,完善补贴监管体系,使政府补贴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水平和区域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和保障。已有研究较少关注数字经济与区域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直接传导机制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间接传导机制推动区域融合发展,这个过程具有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测度了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腹地城市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和区域融合的综合水平,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区域融合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传导机制及影响过程中的两大效应与理论分析一致。最后,提出了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推进传统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改造,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各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等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衰减边界的视角

数字金融已经成为破解金融排斥困境的核心途径,是助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已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少关注其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更加缺乏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展开深入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构建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地理衰减边界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显著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既有助于本地区服务业转型升级,也有效带动了周边邻近城市服务业转型升级;更换空间模型、替换空间矩阵以及改变研究样本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印证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数字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随地理距离持续扩大而逐渐衰减的特征,且当城市间地理距离跨越260公里以后,空间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     

税收、补贴与R&D活动的两面性

探讨了溢出水平、吸收能力与税收、补贴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当溢出水平较低时,不论吸收能力的强度如何,政府选择对R&D投入进行征税;当溢出程度处于中间水平时,如果吸收能力较弱,政府选择对R&D投入进行征税,反之进行补贴;当溢出水平非常高时,如果吸收能力较强,政府补贴力度应加大;创新产出的补贴率与溢出水平、吸收能力正相关。总之,政府有必要根据溢出水平、吸收能力的强弱选择税收与补贴工具以及实施力度,有效地解决R&D失灵问题。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政策效力、经济吸引和边界效应——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效力半径"与自然的"经济半径"之间存在差异,加上地方政府较多关注于本地区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的边界溢出效应下,地理空间上势必形成省区之间的空白区域.当官员更多考虑自身晋升时,经济溢出效应的增大会缩小政策效力半径,使边界效应增大.应建立服务型政府,以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政府的主要投资方向,对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进行重新考虑和界定;还应完善上级对下级地方政府的政策协调,同时加强监督和制约;进而避免因盲目追求利润和晋升而使地区发展失衡以及区域边界发展停滞,减少政府干预或不作为因素导致的落后状况.     

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基于R＆D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

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企业的研发行为实现,但是R＆D溢出效应会对企业的研发决策造成影响。本文使用永续盘存法对我国工业企业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2006年和2007年的企业数据,检验了R＆D溢出效应对于我国工业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以及补贴收入和溢出效应之间的联动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当R＆D溢出效应较小时,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在R＆D溢出效应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会逐渐显现出来;一定规拱的补贴收入可降低溢出效应的边际作用,从而帮助企业克服溢出效应的负面影响,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相关性;动态模型、静态模型在地理邻接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下均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动态模型在经济距离矩阵下则具有显著负向溢出效应;短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邻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不同而有所不同;三大经济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直接效应大体一致,东、西部地区长期内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中部地区呈现负向抑制效应。应利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期正向效应,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创新优势,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均衡发展,以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利用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数字技术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影响关系、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长期增长效应,而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助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是数字技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区域异质性显示,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政府补贴真的能解决研发外部性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微观证据

西方文献普遍认为R&D的"市场失灵"是政府研发公共支出存在的理由。为研究政府补贴能否解决研发外部性问题,选取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发密集型行业中的微观企业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R&D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政府补贴对企业R&D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且由于行业异质性的存在,政府补贴对不同行业企业R&D支出的挤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公共支出并未达到预期的激励作用。     

数字经济实现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基于异质环境关注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和微观企业数据，在重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及识别绿色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多维度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质和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激发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其重要作用机制，且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对周围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高碳排放城市、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估算与研究——兼议经合组织“双支柱”方案的国际利润分配

数据要素成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引擎,经合组织于2021年推出了“双支柱”方案,拟推动对跨国数字企业全球利润的国际分配。本文利用空间似不相关模型,验证了数据要素创造价值的复杂路径体系,估算了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据要素与非数据资本要素结合共同创造了国内增加值;一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水平提高时,数据要素增加会对其他经济水平相近的经济体产生正溢出效应;非数据资本要素投入增加也会加强正溢出作用,劳动力要素的增加会减弱该作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入对数据要素创造价值具有重要助推作用。据此,本文对经合组织“双支柱”方案的思想进行了若干评论。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0—2021年全国280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以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以数据交易平台设立为表征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显著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成本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等路径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实融合的提升效应在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政等级较高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表现更为明显;拓展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而应加强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多维度探索数实融合路径,挖掘试点政策潜力,加强区域主体的交流协作,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更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推动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数字时代,探讨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理,然后基于248个地级市2011—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其中,产业升级是重要作用途径。（2）数字经济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提振作用大于农村;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对东中部地区居民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提升更为显著。（3）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积极作用,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夯实消费基础;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激发消费潜力;深化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补齐消费短板。     

数字化水平、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企业及公民的共同参与,而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各行业都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数字化发展势头迅猛,可能会对环境治理领域产生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数字化水平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政府出台环保政策能够提升环境规制力度,数字化水平能够通过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作用,即政府环境规制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建议政府重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化科学决策机制,拓宽数字化信息收集渠道,以此提升数字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深度,坚持政府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重,以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资源跨区域的聚散,影响了金融网络中相关节点的信息传输与资金流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与周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的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过度抑制周边经济增长,扩大区域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国家政策影响金融集聚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倒"U"型曲线陡峭度的变化.因此,建议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建设,促进金融集聚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产生,推动湾区经济高质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