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存在广告溢出效应出口企业进行补贴的理论依据

本文探讨在产品市场上分属不同国家的企业在出口市场进行产量竞争,且产品广告投入存在溢出效应的情况下,本国政府对本国企业广告投入进行补贴的有效性。通过两次运用两阶段博弈,本文对由补贴(征税)政策、企业广告投入、产量和利润水平决定构成的三阶段博弈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对本国企业广告投入进行补贴尽管会产生财政投入效果的“溢出”,但仍然有利于增加本国企业的产量和本国社会福利水平。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及效应分析——基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

在各级政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对绿色创新进行大量补贴的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出发,将绿色创新划分为策略性绿色创新与实质性绿色创新,构建政府补贴影响两类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考虑区域企业R&D投入的中介效应与区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并利用2009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两类绿色创新均具有激励作用,且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企业R&D投入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制度质量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区域制度质量能够负向调节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刺激作用,正向调节企业R&D投入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系,负向调节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     

促进R&D活动的税收和补贴政策工具的有效搭配

现有的R&D竞争方式、合作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事前补贴措施或者与事后税收相互搭配的措施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R&D活动的市场失灵,而无法带来社会所期望的结果,它们不能完全根治市场机制在激励R&D活动方面所产生的失灵-即很难存在最优的市场结构驱动企业从事社会所期望的R&D活动以及完全消除R&D活动的知识溢出.既然R&D活动所产生的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结构和R&D活动的溢出造成的,那么根治的"药方"也应遵从这一思路出发,对企业从事的R&D活动进行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搭配:事前补贴主要弥补企业从事R&D活动时信息溢出所带来的损失,事后补贴则主要解决市场结构导致创新产品竞争的不充分,这两种政策措施的有效搭配是为了试图消除R&D活动在研究阶段以及开发阶段的市场失灵,以引导企业从事社会所期望的R&D活动.     

金融发展、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金融发展、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政府补贴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积极性,而且会向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最终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金融发展和政府补贴的交互作用会显著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另外,研究还发现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金融危机下政府R&D投入与自主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山东省为例

分析了山东省政府R&D投入现状,发现金融危机下政府R&D投入出现了回落的趋势.进一步通过定量分析表明政府R&D投入与自主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金融危机下政府R&D投入对自主创新绩效的“杠杆效应”更加显著,那么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形成多元化的R&D投入模式对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更具有现实意义.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影响了政府补贴吗?

为考察在不同数字经济溢出效应水平下,政府应采取的最有效的补贴政策,以及对数字化建设的影响,基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省际面板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数字经济溢出效应对政府补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对政府补贴和数字化建设均存在正向影响,同时对政府补贴行为得到了启示:当溢出效应较低时,最优策略是"无补贴";当溢出效应较高时,最优策略是"补贴"。     

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广西为例

FDI技术外溢吸收能力主要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以及R&D等因素的影响。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这些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R&D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发挥着正向影响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则相反。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幼稚产业保护,加大R&D投入。     

广西R&D经费投入分析与优化对策——与国际数据的对比分析

运用广西2001—2010年R&D经费投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10年来,广西R&D经费投入强度比较低,2010年相当于全国水平的36.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金砖四国"水平;经费来源方面,企业资金占据主体,属于企业主体型,存在政府缺位现象;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经费支出结构上企业比例偏低,而科研机构比例偏高;经费活动分配上,试验发展比例过高,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偏低。政策建议是:全社会加大对R&D经费投入;加大政府对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优化R&D经费的使用结构;提高政府R&D活动经费的使用效果;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深化科技开放合作。     

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限模型检验

利用我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门限模型,从金融发展与多维度吸收能力视角实证检验FDI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金融发展和吸收能力"门槛效应"。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3个维度的吸收能力均存在最低门槛,小于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跨越门槛后,呈正向FDI技术溢出,FDI技术溢出随着吸收能力的提高而增强。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最低门槛值,小于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不显著;越过该门槛值,FDI技术溢出为正;而金融发展超过某一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会由正变得不显著。     

企业低碳技术研发模式的比较--基于斯塔克尔伯格产量竞争的研究

封闭经济中有一个领导企业和多个跟随企业,且领导企业低碳技术自主研发效率较高,可选择的研发模式有研发竞争与研发合作。通过构建研发竞争与研发合作下政府设定碳税税率、企业确定研发水平和产量水平的博弈模型,比较研发竞争与研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量、企业利润和国家福利变化,发现较之于研发竞争,若自主研发成果不能在企业之间溢出,研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量、企业利润和国家福利均不会发生变化;若自主研发成果可以在企业之间溢出,研发合作下净碳排放总量较多、领导企业利润较低、国家福利较高,跟随企业利润是否会下降要视跟随企业数目和自主研发效率、自主研发成果溢出率而定。     

促进R＆D活动的税收和补贴政策工具的有效搭配

现有的R＆D竞争方式、合作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事前补贴措施或者与事后税收相互搭配的措施也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善R＆D活动的市场失灵,而无法带来社会所期望的结果,它们不能完全根治市场机制在激励R＆D活动方面所产生的失灵一即很难存在最优的市场结构驱动企业从事社会所期望的R＆D活动以及完全消除R＆D活动的知识溢出。既然R＆D活动所产生的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结构和R＆D活动的溢出造成的,那么根治的“药方”也应遵从这一思路出发,对企业从事的R＆D活动进行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搭配：事前补贴主要弥补企业从事R＆D活动时信息溢出所带来的损失,事后补贴则主要解决市场结构导致创新产品竞争的不充分,这两种政策措施的有效搭配是为了试图消除R＆D活动在研究阶段以及开发阶段的市场失灵,以引导企业从事社会所期望的R＆D活动。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来自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会产生挤入效应。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1995—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从地方政府支出的结构来看,东部地区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消费支出次之,政府投资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小。     

违法税务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控制及法律救济

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重要的政府强制性行为。违法的税务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主要有主体违法、内容违法、程序违法三种。违法税务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存在着认识误区，防止违法税务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出现，要进行有效的程序控制。完善法律救济途径。     

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财政支出改革研究

宏观税负的高低没有固定的判断标准,其合理程度取决于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性。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建设比重偏高、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偏低、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等问题。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出结构应进行战略性调整,着力建立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公共财政,具体改革思路是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重新界定政府支出范围、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遵循公共财政的基本功能,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规范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以及提高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建立起符合现代市场要求的公共财政,以此确定合理的、适度的宏观税负水平。     

自主研发、技术引进与能源强度——基于中国地区工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5-2007年中国30个地区工业面板数据，将地区工业的研发总支出划分为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转移三个部分，在估算自主研发存量和技术引进存量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地区工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自主研发对工业能源强度有显著负效应；国外技术引进对工业能源强度有显著正效应；国内技术购买对工业能源强度没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国内技术购买并没有通过R＆D途径促进地区工业能源强度的下降。     

产业资本结构与战略性R＆D贸易政策——基于差异化产品的双寡头博弈分析

本文基于产品差异化,通过构建双寡头竞争模型,考察了资本结构和产品差异化对政府R＆D政策的影响,发现在出口竞争产业中,政府R＆D补贴不仅能促进本国厂商R＆D产出,还能降低外国厂商R＆D产出。同时,产业中外资的存在,使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阈值效应;随着外资比例的变化,政府的最优政策或为R＆D补贴或为R＆D征税或为支持自由贸易。而且产品差异化程度还会影响政府R＆D补贴或征税的范围及力度。     

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影响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依据中国实际经济情况,通过Smets and Wouters(2003)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探究了中国财政政策变化对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政策对经济波动呈现出不确定性的影响:1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影响并不是一直保持着正向影响,也会存在负向影响,原因在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最终是通过以后的税收增加来偿还的,或是通过减少以后的财政支出来偿还,而这些行为又都会抑制经济增长;2消费税、劳动收入税与资本收入税对产出的影响并不是一直都是负向。其原因在于:当前税收的增加会降低政府债务水平,从而可以增加未来的财政支出或是减少未来的税收,这些政策对产出都是具有扩张效应。     

基于产品差分与溢出内生化的企业合作研发研究

论文分析一个三阶段研发博弈模型,在模型中溢出系数如果由企业内生化自主决定,那么,溢出系数只存在角点解。论文考虑了不合作研发与合作研发古诺竞争、不合作研发与合作研发伯川德竞争四种情形,发现无论产品差分如何,在古诺竞争和伯川德竞争情形下,合作研发效率总是高于不合作研发;在产品互补或替代条件下,当不合作研发时伯川德竞争效率高于古诺竞争效率,而合作研发时古诺竞争效率高于伯川德竞争效率,当产品独立时,无论是否合作研发,古诺竞争效率等于伯川德竞争效率。     

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基于公司投资视角,以2007—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上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越多,公司投资支出水平越高;政府补助对非国有公司的投资激励作用比国有公司更有效;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会影响政府补助的投资激励效应;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增长越缓慢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越敏感;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补助加剧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根据微观企业主体的差异性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补助政策,以实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