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间竞争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以"铁本事件"为例

本文对“铁本事件”的经济学分析是在下述理论框架下展开的：一是上下级政府间存在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二是地方政府面临着经济转型期相对“软化”的制度约束环境；三是在“财政联邦主义”的框架下存在着激烈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环境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主导辖区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是以破坏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为代价追求地方辖区经济高速增长的。     

基于博弈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优化

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而政府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之间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要优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粮食调控上的权责,有效改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制度.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地方债务风险成因及化解对策

在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过程中,围绕地方政府存在着多种类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与中央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不断增加政府投入的现象,是地方债务扩张的根据动因;在与社会公众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当地社会公众对当地政府的软约束,缺失了对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监督;在与金融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金融机构在实质上为地方政府举债提供了便利,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发生起到扩张的作用。     

以政府为主体的水污染减排体制构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加,资源环境的约束尤其是水污染却越来越严重,水污染减排形势严峻.导致水污染减排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水污染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其二是水资源监管水平不高.但这只是表面原因,造成这些问题的渊源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根源是制度.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水污染减排体制,由地方政府(财政)而不是企业为水污染减排负责,由地方政府缴纳水污染排放费,为本辖区的环境污染"买单".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

财政预算缺乏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普遍过度负债,如何"硬化"地方政府预算、调整地方政府支出的超额扩张是解决当前大规模债务的基础课题之一。本文借鉴BFI指数构建了中国省级财政预算约束指数,并分析了影响财政预算约束及预算约束调整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预算超额扩张;而分权导致的以经济增长为标尺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造成地方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较差的制度环境更容易诱导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偏向性配置,从而加剧其在建设性领域中的投资冲动,降低了预算约束调整成功的可能性。在加强制度环境建设的同时,着重改革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投资竞争的扭曲性制度激励,有利于治理财政预算软约束并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性支出行为。     

不确定经济环境下稳增长目标的贯彻与地方投资战略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稳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为了深入探讨如何使地方政府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政府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研判上,本文构建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行政长官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拓展连续时间实物期权模型来决定不确定经济环境下地方政府主导的最优投资时机问题,也考虑下级政府行政长官可能存在的隐藏信息和隐藏行动的问题,从而得到了上级政府的最优激励契约设计.     

政府投资项目双层多级委托代理链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政府投资项目双层多级委托代理链和两个层次中的代理人问题.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是从公众到政府代理,主要的代理问题是对公共权力的约束.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是从政府代理人到项目业主和项目执行团队,主要代理问题是政府代理人如何约束其项目业主.在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我国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改革发展方向是以业主市场代理模式取代业主行政代理模式.代建制的推行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的改革举措.     

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博弈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理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稳定子博彝完美均衡的委托代理框架下,抓住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考察了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彝行动,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型化.地方经济发展本身面临不确定性,其发展绩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发展收益在政府和企业间的分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清廉程度,而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和清廉程度均取决于中央提供委托代理合约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能够对地方官员设置合理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报酬激励,以获得高政治支持,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增进经济增长与和谐共融.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现有的研究结果一般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产生是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价值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隐含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反映。但这种研究的逻辑都是从分析地方政府收支矛盾的经济原因入手,基本不涉及助推这种矛盾的政府间信息不对称问题。文章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原理,从分析政治领域的委托代理关系入手,对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     

彩票发行中委托代理的博弈分析及制度选择——以即开型彩票为例

我国即开型彩票发行中普遍存在着由承销商进行市场销售的委托-代理关系,受信息不对称影响,彩票发行机构与承销商之间便产生了委托-代理的道德风险.本文分别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与承销商间一次博弈模型和重复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与承销商间相互依存行为的影响要素及作用机制,为我国彩票发行中承销制度改革提供建议.     

两级政府约束下的企业合法性管理策略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利益和认知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双方在对企业的规制要求上出现不一致和不协调的现象,致使企业经常陷入规制合法性冲突的状况,制约了企业的行动选择。企业应该如何适应来自不同制度主体的合法性要求,如何在合法性冲突的环境中实现生存和发展,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关系及其对企业影响的基础上,对企业在双制度主体约束下的合法性状况进行了分析。按照企业面对每个制度主体的合法性具备、不明确和不具备三种情况,把企业在两个制度主体约束下的合法性状态分为9种类型,归纳为7种合法性情况。在给出企业应对单一制度主体的合法性管理策略基础上,针对7种合法性状况,分别给出了组合策略。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边界研究——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

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并且基于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边界.我们的分析表明,集权会损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分权会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究竟是采用集权还是采用分权,除了要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外部性外,还要考虑基准到底是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还是社会总效用函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边界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迁,这个变迁过程是一个效率改进的过程.     

政绩考核与政府官员激励——一个机制设计的观点

我国是实行分权治理的国家,地方政府除了承担中央政府授予的计划生育、教育文化和社会稳定职能外,还被授予极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分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目标的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要设计激励机制来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本文从机制设计的角度,一方面考察了当政绩考核为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时,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激励机制的结果;另一方面,分析了当政绩考核由单一的增长指标变为综合性指标,并且其中一些指标不易准确测量时,政府官员行为的激励扭曲。基于此,得出了地方政府官员激励机制设计的一些原则。     

试析委托—代理关系下房地产市场政策选择

委托—代理关系下,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目标和利益上有时不一致,地方政府会采取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从而使政策目标发生扭曲。＂中央—地方双向纠错机制＂意在唤醒基于公共精神的行政治理,注重公共利益。     

民主、公正还是绩效?——中国地方政府合法性及其来源分析

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否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本研究假定影响地方政府合法性的因素主要有4个:政府服务绩效、制度的公正性、传统文化中的威权主义观念以及制度创新。文章根据在实地调研中收集的10省20个乡镇的资料数据,就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及其来源进行实证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公推直选制度的实施,比较明显地提高了民众对基层政府的支持和信任,但其他类型的制度创新对地方政府合法性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服务绩效、制度的公正性和威权主义观念对政府的合法性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公推直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镇政府合法性的生成机制。根据分析结果,作者就地方政府如何克服合法性危机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及其治理

本文描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凸现与加剧,认为这种政策博弈的制度性根源是市场取向的分权制以及以GDP为核心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制度性根源对政策博弈具有传导机制.这种政府博弈的积极影响促进了中央政府政策的更加合理、完善,而消极影响则是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大打折扣、中央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和扰乱市场秩序.治理途径则在于建立新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采取消除政策博弈的措施,即真正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建立居民的退出与呼吁机制、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绩观与指标考评体系.     

2009年地方债:制度博弈的分析视角

就地方债发行的法理基础、制度约束以及地方债属性而言,地方债趋同于公司债而非国债。我国在地方债发行的法理基础和相关配套约束制度缺位的前提下,2009年发行的地方债实质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有银行等多方博弈的短期制度均衡,其发行机制和市场表现必然趋同于国债。完善我国地方债发行制度的现实路径应分两步走,即先完善地方债发行配套制度支持,后确立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权。     

The effects of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al China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 provinces in the year of 1987-2001,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play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vment.However,while the propor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to GDP had a remarkable rise after 1998.the elasticity of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 declined,whi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hig room for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 mvestment.Moreover,the empirical examination shows that although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had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ment,the elasticity had a decrease after 1994 when the tax-sharing system reform was put into practice.This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vestment on emplovment is also limited.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as investors must be weakened,and local governm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should lessen direct economic intervention and concentrate on public regulation.     

财政关系调整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变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财政包干制、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地方政府与同一阶段不同层级或地域的地方政府,其行为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导因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对地方政府的不同激励与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附性在不断增强;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逐渐让位于合作;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进入了良性轨道;地方政府职能逐步从经济性向公共性过渡。     

对地方政府保障房支出缺口的估计——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估计地方政府保障房实际支出与合理支出之间缺口的大小对于判断政府供给责任以及制定保障房建设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运用IMF较为齐全的40个国家(地区)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了地方政府保障房的合理支出值,利用《2009年江苏省住房保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表》估算了江苏各市(县)政府保障房的实际支出值,以江苏各市(县)为例测算地方政府保障房支出缺口。估计结果表明,几乎所有地方政府均存在保障房支出的正缺口。经济发展水平居中且受到上级政府监管力度不大的苏中地区政府保障房支出缺口相对较大,苏南和苏北地区缺口相对较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大监管力度双管齐下、约束地方政府非公共服务行为,有利于促使保障房的实际支出值等于或者接近合理支出值,从而缩小地方政府的保障房支出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