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的地方政府规模

对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不涉及晋升激励问题.然而,由于中国高度集中政治体制的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行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晋升激励与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认为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横向比较政绩考核方式在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追求财政收入增长的努力中,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规模的不适度扩张.     

政绩考核、交流效应与经济发展——兼论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本文从政绩考核与官员异地交流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在中国式分权激励机制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的背景下,激励机制的扭曲和考核体制的不完善诱发了地方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而不规律的官员交流机制使得地方官员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流寇”特征,其短期化偏好进一步被强化.本文通过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突出的公共服务短缺、资源诅咒陷阱与环境治理不足这三类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印证了前述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后果,财政分权导致政府间财政竞争,并改变了财政均等状况。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尤其是官员委任制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间财政竞争更易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结构性扭曲。因此,制订合理的政绩考核标准,并相应调整财政体制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当务之急。     

多维政绩考核、冲突任务与“为官不为”——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针对地方政府官员在施政过程中不作为的现象,基于官员治理制度变革的视角,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官员在多维政绩考核背景下“为官不为”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对地方政府官员实施多维度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由过去只追求GDP到要负责完成中央政府分配的多项任务.当前,地方政府官员既要完成实施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任务,也要完成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民生任务和保证地方社会安定的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目标是相互冲突的.在多元化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规避政治晋升风险,在改革中会表现为不作为.解决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的政策措施不能仅集中在强化政绩考核上,而应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在权责对等的体制下,任务的冲突程度下降,政绩考核将更公平也更准确,有利于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激励.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动态效应分析

笔者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并未有效促进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农业支出的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财政分权对经济性支出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对社会性支出也有正向影响,但对转移性支出影响不明显.     

中国式分权下的偏向性投资

本文基于政府官员"经济政治人"假设,论证了中国式分权下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逻辑,为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垂直集中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因信息所限,难以有效约束地方官员"重生产,轻创新"的自利性投资偏好。在经济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掌控着可观的经济资源,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结果是,地方官员的自利性投资偏好能够借助政府"有形之手",作用于各类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从而整个社会投资呈现"重生产,轻创新"的偏向。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假说,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下,地方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创新性支出占生产性支出的比重越低。     

支持中国财政分权的一个模型分析

财政分权这一理论的兴起始于蒂波特(Tiebout,1956)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表的《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它通过一系列假定证明彻底的分权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钱颖一(1998)、^[1]温加斯特(1995)等人倡导分权改革,认为它能够创造一个来自基层的改革支持机制,并使得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可以形成经济上的制约,从而保证有效率改革的持续推进。分权改革能够促进地方之间的竞争,又能使中央政府利用指标竞争,对地方政府官员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从而对中国经济改革绩效产生了有益的影响(Maskin,Qian & Xu,2000)。     

财政分权对中国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其原因分析

主流财政分权理论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可以使地方政府提高本辖区内公共品的供给,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通过比较分权前后我国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提高教育的有效供给。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在中国不适用,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同时,由于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官员的任用采用上级委任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以经济增长为指标,这使得地方政府只对上负责,一味关注经济增长而忽略了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     

政绩考核与环境治理——基于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的视角

在中国式分权下,政绩考核直接影响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文章基于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视角,首先结合分权理论、政治锦标赛、行政发包制等,提出了政绩考核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的假说.在此基础上,采用2003?2014年中国27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和分权体系可以使环境治理向"良性竞争"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环境绩效指标直接增强了地方政府间"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经济绩效指标则减弱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进一步地,政绩考核与分权相结合对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产生影响:严格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事权和财权弱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强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而经济绩效指标则通过事权和财权强化了"竞相到底"的策略互动,弱化了"竞相向上"的策略互动.文章据此提出的政策启示是:环境治理须"联防联控",合理设定政绩考核指标,且配之以合理的分权体系.     

中央政府的激励机制与地方经济增长

本文以中央政府推行激励机制为背景,构造了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进行博弈,最终决定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将地方官员面临的行政和财政激励同政治晋升激励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下,揭示出激励机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该模型可以看出,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在中央政府实行激励机制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的;中央政府在设计这套激励机制时,特别需要把握好激励强度的大小,只有安排好合理的激励强度,才可能实现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边界研究——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

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并且基于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边界.我们的分析表明,集权会损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分权会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究竟是采用集权还是采用分权,除了要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外部性外,还要考虑基准到底是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还是社会总效用函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边界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迁,这个变迁过程是一个效率改进的过程.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Alignment on Transfers to Portuguese Municipalities

I investigate if political alignment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brings financial benefit to local governments, using financial data from Portuguese municipalities (1992–2005). I us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alignment per se on transfers to municipalities. Municipalities aligned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ceive 19% more targetable transfers than unaligned municipalities. I test for electoral motivation of this transfer bias: extra transfers increase the vote share of incumbents in local elections for one of the two Portuguese major parties; however, municipal incumbency does not lead to better results in national elections.     

弹性分成：分税制的契约与影响

本文从契约角度分析分税制的性质,并用统一的框架解释了分税制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研究认为：中国的分税制本质上是一个弹性的分成合同系统。它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于剩余分配的各种子契约的组合。这些子契约可归为四种基本形式--工资合同、定额合同、分税合同和分成合同,并且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由此构成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分成合同系统。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个激励系统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但是易扭曲地方政府行为,促使经济重复建设和粗放型增长模式的形成。     

地方政府维稳绩效的前期考核——以T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为例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考核作为地方政府维稳的前期考核,是理解政府维稳行为的重要角度。文章主要以T县为例,介绍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考核的基本内容,分析了考核的侧重点,探讨了考核结果的合理性问题,进而提出采用淘汰赛模式来解释考核结果。文章据此对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问题,得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即在锦标赛模式下,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是获得奖励,故努力争先;在淘汰赛模式下,地方政府的主要动机是避免惩罚,故重在避免落后。     

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发展新兴产业的动机与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了政策执行的双重激励模型,探索政治激励、经济激励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方式的相互关系。通过考察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在地方层面的执行情况,笔者发现,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实质动机是经济激励。由于新兴产业的市场回报无法现时兑现,且其发展前景与本地的资源禀赋情况密切相关,因此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地方政府故而在平衡经济发展和政治晋升的情况下作出实动、暗动、伪动、缓动等不同选择。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新兴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启示。     

创业政策对大学生创业动力的影响实证研究

我国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激励大学生创业,但大学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比例及成功率均很低.本文从创业政策角度实证探讨了其对大学生创业动力的影响,对完善大学生创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564份有效问卷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商务支持、金融支持、创业教育、配套措施、创业文化五个创业政策因子,以及内在、外在创业动力两个创业动力因子.实证结果表明,五个创业政策因子均与大学生内在、外在创业动力有显著正相关性,其中金融支持和配套措施对外在创业动力的影响最为显著,配套措施对内在创业动力的影响最为显著.     

有限理性地方政府之间的引资博弈分析

引进外贵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一直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外资始终是稀缺的,为获得更多的外资流入本地区,各地方政府之间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有形或无形的招商引资博弈.在我国现行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下,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进而导致其引资博弈动机与行为的扭曲,以外资优惠政策为主导的引资博弈策略往往造成地区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基于对有限理性地方政府目标函教的创新与分析,本文采用博弈模型详细演绎了有限理性地方政府引资博弈的动机、行为与后果,从中得出问题的症结及改进思路.     

基于利益关系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利益,利益关系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地方经济增长问题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许多新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地方政府为了显示政绩,与利益集团联盟,在经济上为GDP和利税进行竞争,在政治上为晋升而竞争。为了改变地方政府从辖区利益出发解释和执行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现象,我们有必要从制度上创新,构建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房地产调控中政府行为博弈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自1998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现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各地房价不断创下新高。面对房价飞涨,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但房价依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以地方政府最为突出。本文基于博弈视角探讨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行为特征,在分析双方博弈动机的基础上,构建了博弈模型,进而研究了双方博弈的内在机制,得出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为严格监督地方政府对调控政策的执行,杜绝地方政府的抵制行为,而地方政府获利的行为则是抵制中央政府的各种调控政策,并且为了取得成功常常采取变相抵制措施。最后,本文分别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能够达成合作博弈,更好地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