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责任度量——基于绿色投入产出的视角

将企业环境责任拓展为环境治理责任和环境改善责任,构建企业环境责任度量框架。将"资源使用"部门和"污染排放"部门合为"环境降耗"部门,并构建将"资源使用"与"污染排放"视为一个整体的改进的企业绿色投入产出模型。采用统计年鉴中具有代表性的环境污染统计指标测算区域环境综合增长系数,进而将企业环境改善责任系数化。最后,结合江苏一家小型造纸企业2010年的实际数据以及2005—2010年江苏省的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检验了上述度量方法。     

区域环境准入指标体系研究

环境准入制度是控制建设项目环境污染的一种有效手段,现有区域环境准入制度多为定性条款,缺乏定量要求。文章初步建立了区域环境准入指标体系框架,从区域环境容量、生态功能区划、污染物排放、区域环境与经济基础四个角度分别选取了区域环境准入指标,并以建设项目厂址比选为例,进行区域环境准入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超污染区域优质环境资源价格均衡分析

超污染区域主要是指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地区。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造成了一些城市和地区环境的急剧恶化,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我国,城市环境污染状况也十分严重。在世界银行发布的环境污染报告中,中国环境污染的指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大城市的环境污染尤其严重。环境污染已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存。本文试图通过对超污染区域优质环境资源价格的均衡分析,达到合理分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与发展中经济与环境问题浅谈

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污染的挑战,既有来自发达国家污染产业和废弃物的污染,也有来自自由贸易区内的相互污染,从经济发展也环境保护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正确对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加强区域环境合作,并凭借自由贸易区平台促进缔结公平合理的国际性环保协定等建议,供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之路。     

浅析环境合作机制中的司法保障

自然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自然环境这个物质基础之上的,可以说自然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公共自然环境不受国家间行政区划的限制,如何平衡国家间的环境关系及如何保证对自然环境中非再生资源的长期合理的使用,使环境合作问题成为各国总体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点。因此,在区域环境合作机制中,制定相关统一的法律制度可以约束各合作国开发和利用公共环境的行为,从而为保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侵权责任法》如何规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解析

近年来，环境污染和由此引起的环境侵权与维权纠纷，在许多地方已成为影响稳定的突出问题。《侵权责任法》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12月26日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确立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规则，是排污单位的紧箍咒，是污染受害人的护身符，同时也是环保部门调处污染纠纷的新法宝。     

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本文利用综合的经济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及环境污染指数研究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及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和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均呈"N型"曲线关系。同时也验证了"污染天堂"在我国的存在。因此,通过FDI促进技术革新,加快转变生产方式,促使企业由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加大环保力度,以避免"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第二个拐点的出现。     

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来自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再生资源产业具有"双重"环境外部性特点,且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集聚发展业态,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备受关注。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利用我国25个省份再生资源产业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实证分析我国总体以及东、中、西部3个区域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总体呈现"非标准倒U型"关系,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化发展总体上加剧环境污染;我国东、中、西部再生资源产业处于不同产业集聚发展阶段,产生差异性环境污染效应。在此基础上,从差异化配套政策、环境规制、市场环境和回收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再生资源产业生态化集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

再生资源产业具有“双重”环境外部性特点,且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集聚发展业态,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备受关注。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利用我国25个省份再生资源产业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实证分析我国总体以及东、中、西部3个区域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总体呈现“非标准倒U型”关系,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化发展总体上加剧环境污染;我国东、中、西部再生资源产业处于不同产业集聚发展阶段,产生差异性环境污染效应。在此基础上,从差异化配套政策、环境规制、市场环境和回收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再生资源产业生态化集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困境与出路:论环境危机背景下的县域治理

随着中心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污染和公害行业逐渐向基层转移,给县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冲突。由于县级政府在城市权力金字塔体系中处于末端地位,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扭曲,区域环境协同发展机制尚有待进一步完善等多种原因导致县域环境危机频发,治理陷入困境。因此,要在环境危机背景下有效进行县域治理,就必须克服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扭曲,完善体现环境公平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进一步进行制度创新。     

明确法律性质、有的放矢解决跨行政区环境纠纷——论《环境保护法》第15条的修改

跨行政区环境纠纷能否有效解决事关全国整体环境状况优劣,但是,因为其常表现出"群体性"特征,而被复杂化而通过行政、经济甚至政治方式解决,无法实现法治。近十来年,跨行政区环境纠纷日益突出,并以跨行政边界区域环境纠纷最为典型,且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甚至流血事件的形式引起国家和社会的深度关注,如"长三角"各省边界区域环境污染、湘渝黔边界区域的"锰三角"污染事件、晋陕蒙边界区域"黑三角"污染事件、皖苏浙边界"太极洞"环境     

我国环保产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一、环保产业及其对我国的意义 环保产业(也称“环境产业”)是指国民经济结构中为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恢复、有效利用资源、满足人民环境需求,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产品和服务支持的产业。它不仅包括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与废物处理等方面提供产品与技术服务,还包括清     

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与环境污染

本文分别利用熵权法和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测算了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隐性经济规模,并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就环境规制、隐性经济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两种环境规制情形下,隐性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行政化环境规制强度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强度与隐性经济规模的交互作用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对外开放度、能源效率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由于对外开放度对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使得"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验证.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来自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实证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11—2018年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探究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内部差异明显,上海一直处于最高水平,江苏、安徽呈波动上升趋势,而浙江呈下降—上升趋势,局部空间格局由较低、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上升为较低、较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整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科技投入水平对长三角区域环境规制效率具有正效应,而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和对外开放水平呈负向影响。     

基于DEA的区域环境绩效研究综述

环境污染与资源耗竭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影响到国家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绩效评估作为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一种环境管理工具,对区域环境管理体系建设和环境管理绩效改善发挥重要作用。文章首先对区域环境绩效概念内涵、研究方法进行简要评述,重点介绍了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的区域环境绩效研究的理论和模型,接下来主要从环境效率评估,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核算,环境效率及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三个方面对基于DEA的区域环境绩效的实证研究展开了文献回顾,最后从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等角度对基于DEA的环境绩效研究进行了评述和展望。     

农村工业污染亟需重视

在乡村地区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环境监管和执法不到位的情况下,农村发展工业的结果是,乡村会成为污染企业的“天堂”,环境管制越是宽松的乡村,越能吸引到污染企业,乡村环境污染越严重。     

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与环境福利绩效

中国"十三五"规划对环境污染提出更严格规制标准的同时,现实中的地方保护及其引致的资源错配将对区域环境福利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突破传统分析仅考虑宏观投入产出要素的局限,将社会居民的健康因素纳入微观分析框架,基于关联网络数据包络分析将中国各区域总体绩效分解为宏观经济发展绩效与微观环境福利绩效。在此基础上,利用2002—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并结合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对区域环境福利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以市场分割为具体表现的地方保护将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致加剧区域资源配置扭曲;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对区域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尚不明显,对微观环境福利绩效却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地方保护及资源错配将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加剧其他地区的环境福利绩效损失,表明区域环境治理问题存在高度紧密的空间关联性和"治则两利"的典型特征。降低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提升区域环境福利绩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逆转拐点的空间效应*——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验证

工业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而对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一定制约。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份（西藏除外）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测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全要素生产率高估的问题;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投入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外资结构等变量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而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部、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应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