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并以2011—2021年沪深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调节这种呈“U”型非线性特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时空分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提升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

理论分析了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国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并选取2005—2015年中国出口到世界65个国家的HS-6位贸易数据,构建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验证。主要结论是,国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提升中国的出口种类和数量,贸易伙伴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提升中国的出口种类;没有证据表明,国内或国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会影响中国的出口价格;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更强时,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种类的促进作用都有所增强,反之则二者作用都不显著;分国家类型的研究表明,双向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加强更有益于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种类的扩张,但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     

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动态研究

随着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企业积极申报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已成为提高产品附加值、反击侵权行为的有利武器。本文研究了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对本国企业出口状态、出口退出和出口强度的影响,并检验了出口"生产率悖论"问题。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有效地维持了企业持续出口状态,降低了企业出口退出风险,提升了企业出口强度。然而,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却降低了企业出口强度,出现了出口"生产率悖论"问题。对此,即使企业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申报知识产权保护也不能得以解决。这反映出申报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企业数量过少,企业对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在促进出口上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对此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意识和主动性。     

不完全信息、反倾销威胁下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以审计政策为信息甄别工具

文章通过引入信息审计机制,考察了当出口国面临外国反倾销威胁且本国出口企业成本信息不完全时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设计问题。发现:(1)当存在信息审计政策时,出口国企业谎报成本信息的动机减弱,信息审计政策有信息甄别效应;(2)出口国应该根据进口国国内要求保护压力的大小不同制定相应的出口贸易政策。当进口国国内要求保护压力较小时,出口国政府应该给予本国出口企业出口补贴,并且对成本较高的企业给予较高的补贴;当进口国国内要求保护压力较大时,出口国政府应该对本国出口企业征收出口关税,并且对成本较高的企业征收较高的关税。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促进我国外贸发展

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提高出口企业的产品竞争力,提升我国加工贸易的水平,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投资,避免出口企业遭遇知识产权壁垒,缓解出口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题。但是,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不健全、频繁遭受知识产权争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专利申请的行业竞争力弱、专利申请的企业技术创新力弱、国际专利申请的企业很少。本文针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措施。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广东产业集群出口溢出的证据

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检验了集群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集群内外企业的出口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集群内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生产率悖论"的存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该悖论的原因来自于产业集群引发的出口溢出效应,其中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对集群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均有改善作用;出口信息溢出效应则只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对集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我国贸易扩展边际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贸易扩展边际的理论框架,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进而影响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转向自主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微观层面匹配数据,本文计量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理论预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创新倒逼效应以及出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均可正向反馈于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存在异质性。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我国贸易扩展边际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贸易扩展边际的理论框架,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进而影响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转向自主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微观层面匹配数据,本文计量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理论预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创新倒逼效应以及出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均可正向反馈于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存在异质性。     

激励机制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激励机制可以有效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中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不确定性等特征,决定了政府财税制度激励的必要。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扶持并完善风险投资市场机制,构建扶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新制度,建立以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为核心的报酬激励常4度,从而促进我国企业尽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化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基于协定文本覆盖、法律约束程度和条款深化形式三个维度量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并使用2000—2018年OECD-TiVA数据库提供的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研究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显著促进了缔约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机制检验显示，贸易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数据流动规则深度促进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渠道；细分贸易成本后发现，数据流动规则深度通过降低出口目的国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促进了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文章还从不同国别、行业、贸易协定、缔约时点和贸易关联程度五个视角，检验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异质性促进效应。该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我国应按照不同缔约伙伴、行业、数据流动规则条款构建差异化的贸易谈判策略，在与其他国家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尽快引入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     

数字经济、资源再配置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现有文献大都只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正效应，鲜有文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文章使用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为上述两种对立效应的综合反映，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成本加成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两个渠道，定量计算两者在总效应所占比重，发现“相对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77.97%归因于资源再配置效应，且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反倾销保护引致的市场转移效应分析——基于中国彩电出口的实证分析

针对特定出口国的反倾销保护会带来两种贸易转移效应:进口国的进口转移效应和出口国的市场转移效应。本文通过简单竞争模型以及统计分析和描绘性分析着重考察了反倾销保护对出口国的市场转移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保护导致了中国对其彩电出口量的大幅度下降,并进而引起了中国的彩电出口向未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即反倾销保护导致了出口国的市场转移效应。     

区域集聚、竞争策略与中国企业的出口决策

发展外贸产业集群是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区域集聚的视角,研究了中国机械制造业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本文将区域集聚的信息溢出效应拓展到异质企业出口决策理论模型中,并基于2000年至2014年中国企业—产品—目的地市场维度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区域集聚加强了出口企业通过相同出口行为获得的信息溢出,进而缓解了出口不确定性,促进了企业的产品出口;其次,相较于采取价格竞争策略的企业,采取质量竞争的企业基于同类产品的出口信息溢出效果相对不明显;最后,当企业越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向信息越不对称的市场出口、处在信息越不对称的行业或处在数字经济发展越不发达的区域时,区域集聚带来的出口促进效应越明显。本文拓展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为我国新发展格局中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披露悖论:提出与解读

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的悖论。该悖论的发现和解读表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对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财务信息的有用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对改善与投资者关系、降低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有着正面效应。然而,披露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在自愿披露的收益与成本之间反复斟酌,并且盈利预测信息的供求结构、资本市场的竞争强度以及经理人市场发展水平等对上市公司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意愿程度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知识产权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创新溢出和要素配置的研究视角

知识产权出口贸易能有效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链的衔接,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可采集到的30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5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知识产权出口贸易引致的要素配置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总体而言,知识产权出口部门的要素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明显大于非知识产权出口部门,知识产权出口部门所引致的创新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并没有超越非知识产权出口部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需要考虑区域差异性,提出促进知识产权出口贸易、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进程的政策建议。     

外资影响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异性研究:从一个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视角

我国正在经历从出口成本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型的重要时期。外资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差异性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市场化水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三个方面检验了制度因素对外资质量溢出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1)市场化程度低确实抑制FDI质量溢出;(2)政府干预对外资质量溢出效应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低市场化程度或者高政府干预样本组中,FDI质量溢出效应不显著;(3)知识产权保护对FDI质量溢出的影响程度非常有限。本文的结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决策参考依据。简政放权、降低企业面临的行政成本是促进我国本土企业改善其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抓手。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创新要素流动视角

本文运用扩展的异质性贸易模型,构建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机制,并以创新要素流动的视角重塑产业集聚溢出效应建立理论假说。基于2000—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计量验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产业集聚通过R&D资本流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不凸显,而R&D人员流动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占总效应的90%。采用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二元选择模型,解决联立方程和选择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从创新要素流动的视角,企业生产率对扩展边际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而对集约边际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调整地区产业专业化集聚和释放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结构,是提升质量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基于引力模型的我国运输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分析

加强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对改善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引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一国运输服务出口额与出口国的GDP、人口、运输服务贸易开放度、服务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与报关复杂度和关税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的运输服务贸易存在"贸易不足"问题,属于"潜力开拓型"国家,应从加大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力度、提升运输服务业开放度、优化货物贸易结构等方面促进我国运输服务贸易发展。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其沿线区域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沿线国家日益成为我国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重要目的地。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出口规模和结构、畅通国际大循环,发挥直接投资的出口规模促进效应和出口结构优化效应显得尤为重要。采用57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我国直接投资对出口规模和出口结构的影响全面分析其出口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并存,效应因国家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在空间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共同特征。第二,我国对沿线相对欠发达国家和相对较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动机存在差异,并导致出口效应存在异质性;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而且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拉动作用更为明显;整体来讲,对相对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带来的出口结构优化作用比相对发达国家更为显著。因此,我国未来要在充分考虑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的基础上,精准选择与优化投资方向,采取各种措施充分发挥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有效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