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出口动态

本文将产品质量引入多产品企业模型,构建双向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发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并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总量增加;国外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质量选择效应导致本国出口产品质量被动提升,进而降低本国企业出口总量,加速低质量产品退出。通过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产品种类增加,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影响不显著,但是会加速企业旧产品退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国内和国外知识产权保护都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并且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大,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存在明显的质量选择效应。异质性考察发现,与总体回归相比,当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强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促进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增加;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弱于国外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会降低企业出口总量和出口种类。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际

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中,从理论上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边际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变量的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基于2002-2013年中国对95个出口市场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数据,利用OLS和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出口市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扩展边际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固定贸易成本、多边阻力等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上述估计结果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边际的不同分解方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测算指标的估计依然稳健。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OECD编制的TFIs指数,从出口企业-目的地层面分析了出口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显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的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额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企业的出口增长是通过缩小出口产品种类数(扩展边际)、扩大产品平均出口额(集约边际)实现的。拓展分析表明:随着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小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会更多地缩小出口产品种类;低收入经济体贸易便利化提升对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消极影响更大。据此,企业应专业化、规模化地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断提升自身生产率,积极应对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我国贸易扩展边际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贸易扩展边际的理论框架,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进而影响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转向自主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微观层面匹配数据,本文计量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理论预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创新倒逼效应以及出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均可正向反馈于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存在异质性。     

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我国贸易扩展边际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模式选择与贸易扩展边际的理论框架,揭示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企业创新模式选择进而影响贸易扩展边际变化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企业将会转向自主创新模式,降低企业进口扩展边际,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微观层面匹配数据,本文计量研究结果亦支持这一理论预期,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进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创新倒逼效应以及出口扩展边际渠道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均可正向反馈于企业生产率,但两种效应存在异质性。     

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知识产权保护究竟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区分名义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效克服传统文献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的测度偏误.利用全球6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就全球样本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2)分区域看,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为正向线性关系;而发展中国家则呈现“U”关系.(3)人均GDP、服务贸易比重、货物贸易比重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积极影响.分区域看,人均GDP、服务贸易比重、教育水平对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强.(4)二氧化碳和PM10排放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对外贸易的“优进优出”战略:基于产品质量与增加值率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数据库,基于Tobit、IVTobit等多种计量方案实证研究了进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一般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了对应产品的出口质量,且在高、低研发强度企业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均得到一致结果;高研发强度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有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低研发强度企业则呈现负向影响。(2)无论是基于OECD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抑或反倾销调查分组还是针对高收入国家,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均显著提升了同类产品的出口质量,但低收入国家则不显著。对加工贸易而言,来自非OECD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产品质量会降低出口产品质量。(3)从影响机制看,不管是一般贸易还是加工贸易,进口产品质量梯度均对进口产品质量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调节效应;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加工贸易下该效应则不确定。(4)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一般贸易下进口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加工贸易却降低了国内出口增加值率。     

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品质结构——基于美国进口数据的检验

文章采用CEPII全球贸易特征数据库2000-2010年美国HS6分位进口贸易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高、中、低品质出口产品种类数及其占比的影响,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各档次出口产品种类数的影响存在差异:对高、中品质出口产品种类数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对前者的促进作用高于后者;对低品质产品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无价格信息产品存在负向影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地改善出口品质结构。加入地理因素和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网络化对知识产权出口的影响——基于阿罗信息悖论的分析

我国知识产权产销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其中网络化对知识产权出口的影响值得关注.“阿罗信息悖论”揭示了知识市场上信息披露存在两难困境.据此建模分析发现网络化存在增加匹配概率、降低交易成本和改善信息不对称的正向效应与增大侵权可能的负向效应,知识产权保护则通过抑制后者发挥门槛效应.采用知识产权出口国别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出口国网络化程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知识产权出口,且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出口国网络化的作用更佳.说明随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网络化可以更好地改善阿罗信息悖论情境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提升网络化并与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结合不失为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出口的重要对策.     

互联网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基于贸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视角

文章通过考察城市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试图从互联网发展的视角探寻中国贸易结构转型的新路径。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出口增长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出口广延边际的扩张,对出口的集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在充分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贸易成本降低、本地市场潜能和一般贸易占比扩大是互联网促进企业出口广延边际的重要路径,而且在贸易过程中互联网降低沟通成本的作用比降低合约成本的作用大。互联网发展对一般贸易、差异化产品、东部地区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低运输成本行业的出口广延边际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研究为优化数字经济发展和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天津在外资企业高出口率态势下扩大出口的对策

近年来,天津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天津出口总额的比例一直在70%以上。这一比例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额的比例,外商投资企业高出口贡献率在对天津出口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使天津的贸易结构、贸易方式、贸易主体及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形成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贡献率持续升高的态势下,应调整出口贸易导向,制定深化天津外贸出口的政策。     

When an Importer's Protection of IPR Interacts with an Exporter's Level of Technology: Comparing the Impacts on the Export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Using bilateral trade data of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07,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s) in global trad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focused on how IPRs in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affect exports from a source country. In this paper, we add an additional dimension: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of the exporting country (LT). This is quite important for distinguishing the impact of IPRs on the export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the technology levels vary across countri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etter protect exports that are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than exports that are imitative and potentially infringing. By factoring in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LT), our empirical analysis makes the case that IPRs can act as a barrier to the exports from the South, especially the rapidly catching‐up economies, and thus be a source for the middle‐income trap phenomenon.     

Do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form spu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 extensiv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generates ambiguous predictions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reform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impact depends on whethe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expand production in reforming countries and the extent of decline in imitative activity. We examine the responses of U.S.-based MNEs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production to a se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form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Following reform, MNEs expand the scale of their activities. MNEs that make extensiv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roportionately increase their use of inputs. There is an overall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activity after reform, and highly disaggregated trade data indicate higher exports of new good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xpansion of multinational activity more than offsets any decline in imitative activity.     

中国出口贸易溢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5-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了出口贸易溢出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为了修正样本选择偏差问题,文中使用了Heckman两步模型。研究发现,出口贸易水平溢出和后向关联溢出对企业创新可能性和创新数量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内资企业是出口贸易溢出的主要来源;外资出口企业的强势竞争力、买方市场势力及其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是外资企业出口溢出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较小的主要原因。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

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文章以世界经济论坛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强于非沿线国家样本,二是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中强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更多是处于被模仿的地位,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敦促沿线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结论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WTO视角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探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不是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国际自由贸易区,而是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所建立的国内特殊经济区。知识产权保护是世界贸易组织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一线监管放开"的上海自贸区不是知识产权侵权的避风港,上海自贸区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体系建设,严格知识产权海关执法;利用"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在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体制方面为促进和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提供示范效应,并为知识产权规则的国际协调提供实证支持。     

知识产权保护与我国利用外资的相关性分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备受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仅影响一国利用外资的流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用外资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及进行技术转让的程度。文章在对相关理论回顾的基础上,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     

对华农产品不公平知识产权保护行为的产业损害分析——以《种苗法修正案》为例

知识、技术及相关权力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手段。本文分析了知识产权非适度保护及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霸权国家具有防卫作用。2003年,日本修改了《种苗法》,主要针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趋势日趋明显。文章论述了日本《种苗法修正案》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可能产生的影响,指出,对于我国而言,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规避策略就是自主育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当务之急是修改我国参加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文本。     

政府补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争议,在美国重点打击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补贴这一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再次引起热议。本文以2012-2017年沪深A股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背景下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实施的补贴政策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约束了中国政府补贴的规模和空间,从而抑制了补贴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此外,基于企业和产业异质性视角,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主要抑制了补贴对国有企业、内资企业和新材料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和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提升中国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