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生产率和要素配置作用下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根据城乡生产函数差异的特征事实构建了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利用我国各省1997—2009年数据研究城乡劳动力比、固定资产比、人力资本比、农业中间品投入、工业化和第三产业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城乡要素生产率与城乡要素配置的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决定性作用;城乡劳动力比的增长明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人力资本比、固定资本投入比、农业成本、以及相邻地区间的相关性都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是加快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村的物质资本投入,各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努力对邻近省份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灾难冲击与民营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

在中国自然灾难频发与劳动市场特征变迁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10-2018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成本粘性“效率观”的视角，研究自然灾难冲击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调整。本文发现：在调整成本与管理层预期影响下，灾难冲击显著提高了民营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其中“数量”粘性提高更为显著，而“薪酬”粘性不显著，即相较于裁员，在遭遇灾难冲击时，企业会偏向调整员工薪酬。另外，本文发现劳动保护程度越高，灾难冲击下劳动力成本粘性越高，但企业、政府、市场的积极应对能缓解这一影响。拓展研究发现：不同的灾难类型对民营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存在差异性影响；且灾难冲击主要提高了民营企业生产人员的劳动力成本粘性。本文不仅是从企业决策视角对灾难冲击经济后果的重要补充，也丰富了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劳动成本调整的文献。     

劳动力流动非金钱因素实证分析——基于结构方程

文章运用结构方程的方法研究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非金钱因素。文章首先提出问题，指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除了有经济因素以外，还有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非金钱因素；接下来，通过结构方程，对中国31个行政区域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非金钱因素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到了分析的结果，文章认为，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的投入、以及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呈现出正向的关系。特别是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的提高可以极大程度的增加劳动力的流入。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程度的加强对劳动力进入地区的部分行业影响也大致呈现出正向的关系。劳动力大量的进入流入地，将会导致流入地劳动力要素供给增加，尤其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要素流动还会增加流入地的人力资本存量，激励当地企业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自身劳动力的素质。     

我国沿海地区“民工荒”的成因及对策

影响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供给变化的因素有:沿海地区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情况、沿海地区农民工与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家从事农业或副业的农民收入情况、农民工对于未来的期望、沿海省市的生活成本;影响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有:企业产品的市场是国外还是国内、企业产品的出口情况、沿海地区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成本。本文从以上两方面分析了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并从提高工资、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和增加劳动力的供给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税收负担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2013—2019年中国上市制造业公司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税收负担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税收负担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挤入效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负担通过强化企业的节税盈余管理行为促进了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企业调整成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税收负担引致的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行为。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税收负担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机制,为税收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为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与实践建议。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融资约束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理论剖析融资约束如何影响成本加成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如何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基于中国2014-2019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缓解融资约束对于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内生性影响以及替换变量的稳健性结果中依然成立。针对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以及产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非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政策发挥的调节作用更大。究其影响机制,融资约束主要经由抑制研发投入增加的渠道对成本加成产生负向影响,而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能够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进而起到缓解融资约束对成本加成的抑制效应。     

基于企业视角的行业总产量因素解析

生产性行业总产量既能描述该行业的发展状况,也能衡量该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据同质企业假定以及BGM模型的观点,从企业视角分析行业总产量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随着企业进入行业中数量的不断增加,进而导致工资上涨.尽管工资成本压力导致单个企业产量下降,不过行业总产量以及雇用的劳动力总数随着企业数量增加而增加.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发现生产的固定沉没成本、贴现因子、企业死亡率以及企业总体生产率是企业数量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得到增加行业总产量的政策启示:政府降低企业进入壁垒,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等措施扩大行业总产量.     

我国设施葡萄生产成本地区间差异研究

文章构建了设施葡萄生产成本核算指标体系和地区间成本差异模型,以520份来自设施葡萄主产区的农户调研问卷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设施葡萄生产成本的地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不同主产区的生产成本投入水平差异显著,成本投入排序为:华北产区东北产区西南产区西北产区南方产区;地区间的总成本结构和物质成本结构既存在共同特征也存在明显差异,总体来看劳动力成本占比最高,物质成本中肥料成本占比最大;在影响因素中,化肥价格差异、劳动力价格差异和土地价格差异对区域间生产成本差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变量呈现弱的负向影响,单产水平差异和生产规模差异未通过假设检验。研究结果可为促进设施葡萄生产布局的优化提供决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下的教育溢出与公共教育投资

教育投入的外部性在劳动力流动下表现为溢出效应。本文分析了教育溢出对公共教育投资产生的影响,并利用1995-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教育溢出在劳动力输出地表现为外溢效应,在劳动力输入地表现为内溢效应,教育外溢对公共教育投资产生负向影响,教育内溢对公共教育投资产生正向影响。教育溢出使得欠发达地区投资教育的动机不足,扩大了与发达地区之间的投入差距。     

成本分担视角下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问题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优化区域人力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策略.异地就业成本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因素.权变理论认为,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会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在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过程中,不同的转移对象、不同的转移地区以及不同的转移方式,会导致不同的转移成本.对个体而言,就业成本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字,其不仅与劳动者经济承受力相关,与就业地区、行业、企业相关,还与地区经济发展背景、就业率高低、人力资源市场竞争强度等密切相关,甚至也与政府的就业帮扶分不开.     

出口加工企业劳动力培训补贴的策略性效应分析

本文针对近年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探讨我国出口加工企业与外国企业以产量竞争的方式争夺海外市场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劳动力培训进行补贴的有效性。通过对由补贴政策、企业劳动力培训投入、产量和利润水平决定构成的三阶段博弈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对出口加工企业劳动力培训进行补贴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产量、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增加,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总福利水平,对外国企业产量、利润和社会福利则形成负面影响。这一分析结论有助于形成缓解我国结构性劳动力短缺,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     

劳动力成本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吸引外资投资建厂,以低成本进行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优势明显,经济增长加速.然而,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且增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我国企业尤其是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主的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为了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本文从要素集约角度划分产业结构,建立VAR模型和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出劳动力成本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具体机制:一是作为企业为第一投入要素所支付的费用,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可避免会对产业结构产生直接影响;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改变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影响产业结构;三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改变人力资本存量和刺激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     

工资、生产效率与企业出口——基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分析

在劳动力供给下降、工资逐年上涨的背景下,生产效率提高的幅度超过工资上涨的幅度会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这意味着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得以提升,从而可以激励工业企业更重视国内市场的开拓.文章综合工资和生产率因素,以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企业的竞争力,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单位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密集度的影响.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单位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出口密集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会抑制企业出口,企业会降低出口密集度并增加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Heckman选择模型两步法也表明,单位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会导致企业减少出口倾向和出口密集度.     

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度量方法研究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被赋予新的内容。文章结合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现状对劳动力流动模型中的推—拉模型和自我选择模型进行了应用与发展分析,得出流出地与流入地的不同特征对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动产生"推力"和"拉力"的影响。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以及其对原地区人力资本回报率的衡量,将影响劳动力作出流出的决策;劳动力对地区间工资差异和流动成本的比较,将决定劳动力做出流入的决策。劳动力流动还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最后给出东北地区劳动力流出度量方法的启示与建议。     

后危机时代我国区域出口贸易战略的调整——基于东中西三大区域面板模型的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区域出口贸易影响主要来自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与阻力因素的冲击。通过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外部需求锐减、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骤减的重要原因。从区域层面看,国外收入水平下滑、劳动力成本上涨、投资下降对东部地区出口波动影响显著,需求减少与原材料价格波动是中部地区出口受挫的主要原因,劳动力成本上涨与FDI是西部地区出口下滑的重要因素。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应加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优化东部地区出口贸易结构,培育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承接能力。     

劳动力供给变化会影响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率吗?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我国的劳动力供给趋势迎来了拐点.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化正在对微观企业绩效和行为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同时,这种长期影响也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文章试图将劳动力供给因素纳入ACF和DLW微观企业绩效分析框架中,进而检验企业所在县级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对当地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本地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下降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冲击在10年前已经显现:1.由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高确实可以提升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会降低经济利润率;2.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利润率的影响在全国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企业更早地受到了劳动力供给变动的冲击;3.劳动力供给变化主要以"劳动力成本"为中介,进而对生产率和利润率起到不同的作用,以"劳动力成本"为中介的传导机制会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经济利润率.文章的研究对于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转型压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

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本文尝试从企业避税视角理解这一制度的潜在影响。理论上,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与生产调整难度,这会使企业在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此时企业通过税收规避抵御风险的需求增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推断。企业所在地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0元,企业通过避税所带来的所得税现金流出会下降约2.52%。进一步,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那些劳动力成本更有可能因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而增加的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和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以及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成长性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少和经营杠杆系数较高的企业)。最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价值。     

农户生产投入选择行为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本文从理性农民假说出发,利用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分析农业补贴影响农户增加生产投入的一般路径,并基于随机效应决策模型构建解释农户生产投入行为的实证框架.为解决模型中由“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Heckman两步法估计修正收入方程和结构决策方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集的实证结果显示,预期收入差距、农业补贴和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农户选择增加生产投入决策的主要因素,而农业补贴和户主教育水平是促进家庭增收的关键变量.进一步,本文利用反事实分析方法评估农户增加生产投入的净收入效应,研究发现,农户的生产投入决策存在自选择效应,且表现为低创收能力的农户选择增加生产投入,而高创收能力的农户选择不增加生产投入,这导致增加生产投入生产方式的净收入效应被严重低估.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