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企业特征与研发融资约束——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4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RD融资约束、促进企业RD投入,并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在规模、区域、所有权、行业等4种因素影响下的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RD融资约束,并且这种缓解作用对小规模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明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而中西部地区则未能有效刺激企业RD支出;与高科技行业相比,非高科技行业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利更多,其RD投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活动需要资金的支持,而资金获得性与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密切相关。为此在离散时间框架下引入熊彼特增长理论,从理论层面分析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基于。2009-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对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从产权结构差异看,金融支持在缓解国有上市企业和非国有上市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创新的过程中作用都较为显著,国有上市企业显著性稍强。从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提升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影子银行、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

基于我国特殊金融制度情境,本文实证分析了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以及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影子银行通过拓宽短期融资来源实现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目的,并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这种效应体现得愈加明显。进一步,作为银行正规信贷渠道的替代与补充,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随着其银行贷款水平的降低而显著增强,并且这种效应亦在高风险企业中更为明显。考虑宏观金融环境因素后发现,随着货币政策的趋紧以及区域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会显著增强。     

交通发展、要素流动与企业创新——基于高铁开通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交通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创新则是经济增长最为持久的动力。本文利用高铁开通的外生冲击检验交通条件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促进当地企业的创新投资。进一步地,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高融资约束、高科技行业及民营企业当中。同时,主要的影响渠道包括技术人才的流动、信息环境的改善和融资约束的缓解等。这表明,交通改善有助于加快区域创新要素流动,促进企业创新的投入产出活动。     

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的融资约束——基于规模和所有权的实证分析

构造了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的融资约束模型,利用2008—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从R&D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上市企业R&D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并进一步按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的不同将样本企业分组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R&D投资面临明显的融资约束,依赖于企业内部现金流量;相比大型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更依赖其内部现金流量,面临更严重的外部融资困境;相比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提出: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政府应着力建设、完善与高新技术企业相匹配的多层次融资体系,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     

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验证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是否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宏观数字金融发展是否能调节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最后基于不同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能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环境促进了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调节效应更显著,且在信息披露质量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更明显.因此,中小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是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而进一步发展数字金融则是从外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社会地位会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企业的社会性对经济性行为影响的视角研究社会地位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2009—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社会地位越高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将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企业高管的金融背景纳入考虑之后,研究发现相比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社会地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果更为显著;相较于拥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没有金融关联的企业提升社会地位更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没有金融关联的企业社会地位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最为显著。这些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社会属性”对其“经济性”行为的影响研究,而且能够为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供有益借鉴,尤其是处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地区,且不存在金融关联的民营企业。     

数字金融能否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效用识别、特征机制与监管评估

针对缓解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要求,本文采用2011-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数字金融视角切入,深入考察其与企业融资困境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至关重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缓解效应将得到显著加强;在考虑到企业自身属性的条件下,数字金融发挥的融资缓解效果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地,数字金融不仅能通过改善融资结构和市场化水平等宏观路径缓释企业融资约束,也能借助降低企业融资费用和杠杆水平等微观路径缓解融资约束;特别地,相较于数字金融弱监管环境,在强监管环境下数字金融的融资缓解效应更强,同时也更有益于疏通宏微观传导机制。为此,应围绕数字金融政策扶持、金融领域创新赋能、监管科技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重点关注数字金融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有效纾解企业融资困境。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 & 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

从自由现金流和股权融资约束出发,基于中国科技型上市企业2009-2016年面板数据分析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具有校正效应;股权融资约束越小,投资者情绪对科技型企业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越明显;自由现金流对校正效应的影响显著。通过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成熟、大型科技型企业的自由现金流会削弱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非国有、年轻、中小科技型企业受到的股权融资约束越小,投资者情绪对R&D投入不足的校正效应越显著。     

产融结合类型、研发投资与创新产出

基于内设型、合作型两种产融结合类型，以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7年数据为样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不同产融结合类型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深入分析二者对研发投资与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比于合作型产融结合，内设型产融结合更能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内设型产融结合多元化显著强化产融结合对研发投资的支持程度；内设型产融结合能有效调节研发投资的创新产出，更注重引导企业突破性创新，更能提高企业研发投资的商业价值，并且内设型产融结合多元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作用。最后，提出企业应发展内设型产融结合，注重金融子公司发展模式多元化，提升突破性创新能力，促进研发创新成果商业化、市场化等建议。     

金融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吗

基于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现状,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于国有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民营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更加有助于其研发投入;金融化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研究阶段支出有促进作用,而对开发阶段支出有挤占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研究

以2005-2016年我国上市国际化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国际化经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影响不显著,在全样本和高融资约束组中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创新投入具有中介作用,能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且有迟滞性;国际化程度与创新投入正相关,在全样本组中与企业价值呈U型关系;在控制变量中,实际有效汇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规模则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研发模式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将企业研发模式分为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和双重研发三种，使用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不同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在异质性企业中的差异情况。全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双重研发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好，合作研发的激励效果次之，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最弱。企业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自主研发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合作研发对低成长性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对于无融资约束的企业，双重研发模式是提升创新绩效的最佳选择，但是对有融资约束的企业，其提升效果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