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并找到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依据,从中发现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资本投资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不高使得中国今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目标过高可能会导致片面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从而降低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手工检索城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基于我国2003—2021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增长目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并非越高越好,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会抑制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过高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抑制政府创新偏好、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及扩大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等方式,抑制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应合理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弱化地区间经济增长竞争;始终将科技创新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提高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积极引导地方创新和绿色发展;注重区域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外围城市和科技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要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加强生态环保意识培养,绿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应强化对周边城市的绿色技术溢出。     

我国地方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地方立法和行政规章实际效率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中国各省1994-2004年的统计数据,定量评估了地方环境管制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环境规章显著提高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地方环境法规对其不具有显著影响。上述发现意味着,中国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能够收获环境质量提高和生产率增长的双赢结果,且地方政府主导的环境行政管制的实际效力可能要远远优于地方环境法规。因此,在健全地方环境书面立法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对政府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的重构,以提高书面法律的实际执行效率。     

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利用2001—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横向政府竞争与纵向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省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省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U”型关系。此外,纵向政府竞争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纵向政府竞争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可知,横向政府竞争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而纵向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则不明显。研究结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型、构建横向财政协调机制和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弹性调整央地之间的财政分权比重、营造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了启示。     

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198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实证检验了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对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且二者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在对外经济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区域市场整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较低,而在内陆地区则恰好相反。本文为理解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提升地区技术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财政支出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197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关注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面对为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消耗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转变的转型期,政府更加倚重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基于此,文章引用197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政策波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递渠道.结果 显示:财政政策波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财政政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渠道主要是宏观经济波动.     

人才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地方政府人才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16年我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针对人才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对人才政策予以定量识别,并与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人才政策出台数量平均每增加1条,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0005。机制检验证明,人才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纠正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企业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以上发现对于当前地方政府人才治理体系建设具有较大意义,对如何完善政府人才政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研究

中国特色金融资源配置在维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提高了中央层面政府与企业的关联度,导致中央缩减对地方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另一方面打破了地方层面政企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政府向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重要关联,中央—地方间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政府—市场间金融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应当增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维持政策确定性和稳定性;完善并优化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职能,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治理体系;着力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中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比较分析

本文测算了1979—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历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并对三次产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次产业TFP存在差异。并通过资源再配置效率(TRE)模型测算历年来产业结构变动的效率,分析中国产业间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资源配置效率趋势为正,应把服务业作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1—2008年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以分析中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为基础,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首先,根据KS和T检验筛选投入产出指标;然后,利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计算出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构成;最后利用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了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诸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乡村从业人员对农业生产效率值的影响较为明显;技术进步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较大;财政支农的力度和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会显著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环境保护税能否促进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贝叶斯时空统计的实证研究

绿色生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环境保护税是促进企业绿色生产的有效手段。以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改革为自然实验，基于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贝叶斯时空统计方法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在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及污染严重的地区作用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可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路径影响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法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全面构建环境经济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决策依据。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

本文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3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逐年攀升势头;(2)1979—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技术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产业政策提升中国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了吗？

提升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方式,而产业政策的有效使用将对这一过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数字行业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信贷支持显著促进了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市场准入则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无明显效果,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稳健。异质性和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产权、企业规模和企业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作用,信贷支持和市场准入则分别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的方式影响数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更为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府治理效率、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中国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15年中国实施的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试点为准自然试验,利用2006-2017年285个城市的样本,实证检验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政府治理效率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提高政府反腐力度而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审计体制改革对城市全要素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城市、非省会城市更显著.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基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调节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攻关期,人力资本在提升经济质量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财政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支撑力量,其增加却没有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陷入瓶颈,背后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探究财政教育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并利用中国2005-2016年284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债务对财政教育支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产生了抑制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财政教育支出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地方债务通过挤出私人投资和挤压地区私人经济规模阻断财政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途径产生抑制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和债务的抑制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水平下具有异质性.     

国有持股比例降低与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多期DID模型分析

降低国有持股比例作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对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有股东持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国有企业数据,从政府补助程度与组织复杂程度两个角度出发,基于三阶段DEA模型,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影响后的企业效率指标基础上,构建多期DID模型讨论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持股比例降低能显著提高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且有两年滞后期影响效应。其中,减少政府补助程度、优化组织复杂程度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发现,竞争性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高杠杆风险国企、低“委托-代理”成本的国企,混改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为显著。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入手,探究国有持股比例降低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为下一步混改方向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雾霾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将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就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治理策略互动形式进行了检验,然后构建空间自滞后模型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雾霾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本地影响及其空间溢出影响,进一步从资源配置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三方面考察了雾霾治理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环保政绩考核的加入,地理邻近城市环境治理策略逐渐从“逐底竞争”转变为“模仿”形式,即邻近城市加强或放松治理,该城市也加强或放松治理强度,相对竞优模仿形式下雾霾治理更有助于促进本地、邻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不同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存在差异。进一步探究原因,发现加强雾霾治理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雾霾治理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不利于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完善雾霾联防联控机制、创新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