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详细测算了福建省历年资本存量,同时在传统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可变弹生产函数模型对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进行动态估计,并运用“索洛余值法”对福建1978-2013年期间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979-2013年期间福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约33.5％,但整体看,是偏低的.特别是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出现下滑,近6年平均仅约22.5％.未来要极大重视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走内涵式增长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与资本投入

运用索罗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通过实证检验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定量分析改革开放进程中资本、劳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笔者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近年还呈现下降趋势。今后,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     

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与途径

浙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低,劳动力素质低,资本、资源与能源使用效率低.因而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就是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要素积累型增长为主转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应当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障,推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提高与土地等自然资源能源使用效率提高.     

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率研究:1978-2000

利用索洛模型法估算出我国1978-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动因作简要分析,以考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效率。分析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卓有成效,技术进步效率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在总产出中的贡献率为32。96%,仅次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劳动投入贡献率高。另外,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适中,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较为适应,符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     

服务进口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服务进口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多大的促进作用事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85-2010年,服务进口贸易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进口增长1%,全要素生产率就有0.12%的提升。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尽管国内RD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拉动效应更为显著,但服务进口的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     

中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比较分析

本文测算了1979—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历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并对三次产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次产业TFP存在差异。并通过资源再配置效率(TRE)模型测算历年来产业结构变动的效率,分析中国产业间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资源配置效率趋势为正,应把服务业作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年

本文首先利用索洛残差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随后从制度变迁、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定量考察。分析表明:(1)技术引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2)1994年以后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从推动资本、劳动增长转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来。(3)虽然改革开放以来R&D经费投入增长迅速,但这些R&D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中国技术知识存量,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8—2010——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从一般均衡的角度阐述了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机制。以此为理论基础,使用1998——201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经济增长方式,考察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影响关系存在着显著的滞后效应;地方政府竞争当期、滞后两期、四期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较大,滞后一期、三期的影响较小,在任期内呈现出W型特征;地方政府竞争对各省区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相同。文章论证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性,这与现有的研究结论不相同。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

中国全要素贡献率在1992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步回落的现象，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广泛争论。本文通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后发现，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全要素的贡献率较低且波动大。本文认为，制度变迁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技术进步只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部分。真正引发1992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在于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效益递减和实质性改革的停滞不前。因而，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改革的深层次推进。此外，工业化和城市化仍是维持现阶段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     

生态资本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碳强度视角

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准确衡量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论文基于碳强度视角运用SBM-ML模型,将农业生态资本作为投入要素,测算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面板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具有空间差异性,低碳区增长最快,其次是高碳区和中碳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资本投资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产业结构、城市化发展水平和农业财政支持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张家港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及分析

文章通过对张家港市 1 991年至 2 0 0 2年的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共同对经济增长构成贡献。     

总需求、国际贸易与我国省际生产率变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对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从供给方面展开的,本文试图从需求角度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理论上看,总需求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技术选择、规模经济效益和要素的使用效率等途径引起生产率的变化,国际贸易则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技术溢出等促进生产率的提高。然后,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结果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效率的作用很小。在测算和分解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就总需求和国际贸易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发现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显著,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进口显著地促进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     

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中国农业发展方式的评价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莫氏（Malmquist）指数法,研究了1978-2009年期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成的时序特征及其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绩效。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78-2009年的31年间,年均增长率为26%,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中国农业仍然保持粗放型发展方式,目前主要处于低度粗放型阶段。在未来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中,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和生态环境保护来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特征及其空间差异——基于2001-2007年省域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分析

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外资工业企业在2001-2007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及假设检验,并据此对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测算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样本期间内中国外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始终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全国及四大经济板块外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均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波动变化趋势,且各区域间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     

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198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实证检验了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对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且二者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在对外经济开放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区域市场整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较低,而在内陆地区则恰好相反。本文为理解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提升地区技术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资源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引入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资源生产率的指标体系和经济分析框架,考察1978～2008年间中国资源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阶段性特征。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的依赖性仍在增强,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呈下降趋势。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资源因素进一步探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从资源效率、资源投入与技术进步间的替代关系等多个方面增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解。     

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技术进步是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的结果,并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仅是技术创新或技术引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理论上,由于技术引进依赖、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和逆向溢出等因素的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受技术差距、消化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较为复杂。本文利用我国1996—2011年28个省区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GMM)进行估计发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负相关,外资技术溢出和模仿效应有利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提升。因此,在进一步的扩大对外开放中,要继续坚持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战略,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加大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力度,夯实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的增长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逐渐消失,现有理论与经济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人口红利型增长转变为生产要素驱动型的模式,人口红利型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转变模式是保持经济长期关键,也是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高收入经济的关键,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进步才能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