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贷双高”异象与审计师决策——基于审计意见的实证检验

“存贷双高”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从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角度出发，研究其如何看待企业的“存贷双高”现象。研究发现，“存贷双高”型企业因更高的审计风险增加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该结果主要体现在未来偿还资金难度较大和关联方交易较多的企业中。缓解机制结果显示，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缓解“存贷双高”型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该研究结论对审计师理解企业“存贷双高”现象并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以警示投资者具有参考价值。     

“存贷双高”异象与审计师决策

“存贷双高”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从审计师出具审计意见角度出发,研究其如何看待企业的“存贷双高”现象。研究发现,“存贷双高”型企业因更高的审计风险增加了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该结果主要体现在未来偿还资金难度较大和关联方交易较多的企业中。缓解机制结果显示,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缓解“存贷双高”型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该研究结论对审计师理解企业“存贷双高”现象并采取合理的应对策略以警示投资者具有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存贷双高”异象分析——以光明乳业为例

“存贷双高”使得企业同时持有大量货币资金和大量有息负债,给企业自身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带来了风险隐患。本文从2019年光明乳业被交易所问询“存贷双高”问题出发,分析光明乳业“存贷双高”的问题及其原因。研究发现：公司存在大规模债务的同时维持了较高货币资金的“存贷双高”异象;造成该公司“存贷双高”的原因为存货积压,收入增速缓慢,净利润不纯等问题。本文通过对光明乳业“存贷双高”问题的深入剖析,为存在类似问题的企业提供治理对策和经验参考。     

以“数”谋“盈”：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信息效应”和“融资效应”,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其作用机制在于抑制真实盈余管理、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从异质性视角来看,“底层技术运用”和“技术实践应用”均可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低的企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更加显著。企业应该坚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增强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以谋求持续稳定的收益。     

供应链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动机与能力双重视角的分析

从上下游供应链视角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要素是破解当前数字化转型实践中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难题的新思路,本文围绕供应链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能影响及作用机理展开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负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随着供应链集中程度的加大,一方面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机容易因弱化的研发动力与简单的业务体系而受到抑制,另一方面企业参与数字化建设的能力容易因密集的专用性资产与不良的信息透明度而受到损害。在动机与能力双重机制的作用下,集中的供应链形态不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受企业内外部要素的调节,在非国有、处于高度市场化水平环境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本文为企业从供应链关系管理维度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CEO权力寻租、"存贷双高"与企业财务违规风险

文章以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创业板上市企业普遍存在的"存贷双高"现象是否会加剧财务违规风险的机理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引入CEO权力寻租这一要素,研究发现:"存贷双高"显著加剧了创业板上市企业的财务违规风险;CEO权力寻租显著增强了"存贷双高"与创业板上市企业财务违规风险间的相关程度.进一步发现,相较于股权集中,股权制衡能对CEO权力寻租产生较好的治理效应,即在股权制衡度较高的企业中CEO权力寻租对"存贷双高"与财务违规风险关系的增强作用会得到较好的控制.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房地产企业实现降本提效、适应存量运营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企业陷入了“不会转、没钱转、不敢转”的困境。本文利用2009—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呈现差异性特征；机制检验显示可以通过减少投资机会、提高交易成本和增强投资同伴效应来抑制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积极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有效预期，房地产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未来存量运营模式的挑战，数字化服务商应提供兼顾行业共性需求和企业个性需求的数字化服务，共同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吗

应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2010～2021年的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显著抑制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有助于外部投资者掌握更充分的信息，进而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分析师和大众媒体的关注，缓解了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区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卖方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产生的抑制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高科技企业、中小型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增加了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管理层集中的决策自主权,弱化了外部对管理层经营管理行为的监督力度,增强了管理层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权力影响董事会薪酬契约制定的能力,获得了更多与企业业绩不匹配的私有收益,从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或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负面效应会得到抑制。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数字化转型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基建、产业链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存贷双高现象与债券违约——以康美药业为例

近年来,部分债券违约的企业其财务数据在违约前呈现出存贷双高的异常情况,而这种异常情况可能是债券违约的前兆,值得债券投资者注意.为对此问题进行研究,选择以康美药业为案例,分析其存在的存贷双高现象并证明其存在的不合理,得出货币资金不真实的结论,进而发现康美药业债券违约的内部原因,说明异常的存贷双高现象可能是债券违约前在财务...     

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获取数字化转型数据并探讨其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表现为抑制企业劳动投资过度和缓解劳动投资不足。从影响机制来看，提高创新能力、优化内部控制是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的机制，且呈现出链式中介作用，其中创新能力是关键。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过度招聘、解雇不足以及招聘不足等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均显著存在。该研究结论为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为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数字化转型速度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基于“降成本”与“去杠杆”视角的研究

将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速度与宏观政策层面的“降成本”和“去杠杆”任务相结合,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速度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有效抑制代理风险、信息风险及声誉风险,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助于实现“降成本”的目标。对于非成熟期、供应链集成与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速度的“降成本”作用更明显。基于数字化转型速度优化的研究发现,一方面,相较于数字化转型匀速与减速,数字化转型加速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数字化转型减速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非管理层自利行为;另一方面,反映外部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宽带中国”政策与内部数字化转型速度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基于“去杠杆”视角的债务结构优化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风险结构及资本结构,从而实现“去杠杆”目标,其中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去杠杆”作用尤为突出。     

数字化转型与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生产过程与商业模式的异质性研究

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关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与绿色创新。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能源企业面板数据，利用企业年报文本分析方法刻画数字化转型强度，并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个方面即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分别考察其对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渠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整体层面还是生产过程和商业模式层面，数字化转型都能显著提升能源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且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强度明显高于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运营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强化社会监督，进而增强能源企业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能源企业、新能源企业以及成熟型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更充分的释放。因此，要营造数字化转型良好生态，畅通数字化转型信息传导机制，在转型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注重精细化和差异化。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杠杆操纵北大核心

企业杠杆操纵会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及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如何治理杠杆操纵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2012~2021年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为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路径、异质性特征以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在替换变量、控制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优化内部治理环境以及缓解融资困境的方式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通过表外负债操纵杠杆、资金技术密集型、低市场化进程以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样本组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具有穿透性,其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并提高未来市场价值。相关结论为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公司治理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次。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按照“公司基础制度（公司治理）-公司战略（战略激进度）-公司行为（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思路，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激进度对上述关系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上述关系。因此，管理者应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战略变革的实施，利用丰富性高、动态性低的外部环境，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和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否降低企业研发操纵?

如何将数字化赋能于企业研发创新行为中，实现“数字化+创新”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创新投入高而TFP较低”的现象为切入点，以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操纵行为为落脚点，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传导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操纵的概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与企业科技禀赋下，上述结论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合作的开放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与缓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操纵的概率。对于经济后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能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与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通过降低研发操纵的策略性行为而间接改善由此所产生的创新绩效和生产效率下降问题。本文不仅为经济体系所存在的“创新投入较高而TFP较低”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与解决路径，还为改善企业操纵研发投入的制度迎合行为以及促进产业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微观依据。以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优化企业创新布局与生产绩效，对于实现数字化驱动下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多言少行”的数字化转型会影响公司碳排放吗？

以制造业和重污染上市公司2009—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从不同角度实证研究公司“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会显著促进公司碳排放增加；相比于“少言少行”和“少言多行”，“多言”的数字化转型有更明显的增加作用；相比于其他过程，“多言少行”对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作用受到“言”增多和“行”减少的共同影响，提高政府补助、降低融资约束、管理层短视上升在其中起到了机制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认识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主义和潜在风险，为监管部门规范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