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分化对收入分配的进一步影响

1·对处于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经理和以知识为背景的社会精英来说,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资本的占有将会带来两个结果:(1)资本积累和再投资成为他们主要的活动方式,“滚雪球”和“代际”财富生息效应开始显现;(2)在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的同时,这一阶层的精英们已不满足仅仅在经济领域的地位,事实上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会积极参与政治,获得政策上的支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就使得这一社会阶层经济资源占有量在大幅上涨的同时,也更多的占有了组织资源,进而巩固和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2·尽管大多数公共服务部门的从…     

全球化加剧了城市贫困吗?

本文利用中国乡村的经验证据,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局部性(经济)改革(Partial Reform)现象进行了分析。和现有文献所不同的是,本文着重分析地方官员而不是国家一级的政治精英在局部性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的结论是,给定中央政府的改革方案,地方官员因为拥有政治权力,可以选择性地实施那些只对他们自身利益有关的改革措施,而对那些可能会减少寻租机会,或削弱他们的权力基础并进而威胁其未来寻租机会的改革措施,地方官员会反对或阻挠,从而造成不同内容和性质的改革措施进展参差不齐的所谓局部性改革现象。随着改革的进展,原来支持和推动改革的力量可能会转而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障碍。     

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

本文首先在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的研究传统中,综合出了一个理论的解释框架,用于解释集体行动之所以产生的宏观过程以及个体行动者之所以选择参与的微观过程.其次,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的类型学,以考察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最后,作者希望把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和需求保卫列为公众政治参与的一个主要内容,从而为实现以下几个目标奠定基础(1)促进中国都市地区的集体行动和利益表达的非暴力化和平解决;(2)既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又提升了现有政体的合法性;(3)上述公共政治的参与渠道能够固定下来成为利益表达和需求满足的常规机制,从而为后续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契机.     

“精英犯罪”瞄准金融界

在我国金融证券市场发育尚不完善的今天,金融证券业被一些人看作充满机会与利益的场所,一些从业人员在利益面前逐渐迷失了方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证券犯罪中,从业精英犯罪率呈现高发趋势,智能型、专业型犯罪在这一领域表现突出。内蒙古日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郭如鳌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为“证券奇才”的业界精英。近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郭如鳌因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犯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经信投”)机构部原职员张俊琴、“中经信投”成都证券营业部原副总经     

中国世俗主义的历史起源及特点

本文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国家精英的正统宗教和民间宗教之间的横向切割关系,与亚伯拉罕传统下的横向联结的关系之间的不同.在中国,天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力量和原则,但这种力量、道德权威和理想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与其在亚伯拉罕传统下引发的效果不尽相同.中华帝国晚期(20世纪初)的民间救度团体一端连接着有关超越性的轴心时代传统,另一端则是致力于“人类繁荣”的民间宗教活动,在宇宙观和社会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皇权国家试图垄断天的超越性力量,同时把精英和大众的宗教信仰控制在人类繁荣的非超越性领域之内.这种做法成功地招安了精英阶层,但获取和实现超越性的其他途径则被迫转入地下.结果是中国宗教、文化和政治领域的断裂线就表现为国家一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也由此对源自西方的“世俗主义”做出了修订.从现代政治角度来看,中国没有被信仰团体主宰过实属幸运,但这种垂直分割也一直是一个不安的因素.     

转型期我国社会分层问题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根本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影响下,各阶层的主体性     

2006:一个困惑大众的精英命题

一位被视为“中国房地产商代言人”的经济学家向舆论发出了“经济学家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吗？”的疑问，再次将有关中国房地产问题纷争的沸沸扬扬引入到一个更为复杂的层面。以至让人终于觉得一在对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及社会利益矛盾复杂化的理解上。中国知识精英的境界毕竟还是难以定位的。     

“中国梦”之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社会都逐步改革和完善的今天,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中国梦”是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要奋斗目标的国民梦想。因此,将“中国梦”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确保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正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大课题。     

士的悲哀与新生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政治紧密相连,是统治者的附庸,这一事实导致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思想、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的丧失,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作为社会精英应有的社会作用;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化、新世纪的世界潮流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带来知识分子的新生。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刍议

“企业家”具有丰富的内涵 ,是社会精英。他们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更在政治、科教等社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企业家精神是精英文化的一部分 ,它能激发大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地方治理改革、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也在逐步苏醒.利益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反映自身利益和要求,力图影响政策制订过程.为了回应公民的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进行了治理改革.本文就探讨了这些地方治理改革与创新是否提高了公民的政治意识,促进了政治参与,增强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等问题.     

“权力精英”五十年：缘起、争论及再出发——兼论“权力精英”的中国叙事

与美国大体是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环境中逐步由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社会变异为一个权力小集团主导国家政策的“权力精英社会”不同,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不撼动执政党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国的精英现状时,除了具备动态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之外,还必须具备转型的思维,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也因此有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权利与改革

权利与改革郭仲芳所谓权利，即是指“权力”与“利益”。中国十余年来所进行的改革，有许多问题应该说是围绕着“权”与“利”展开的。其实质无非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组合与分配，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推动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改革的实践证明，其难度之大超出广大部分人的预...     

金融社会学视角下的国有银行体制改革

采用金融社会学的视角和最新理论成果，对三十年来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风格切换进行了另类解读，基本观点是：随着“金融社会”的日益崛起，金融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举足轻重而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宏观调控之关键领域。作为金融体制的核心，三十年来，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由“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风格向“大刀阔斧”的激进式改革风格的切换，这一改革风格切换是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从货币社会迈向金融社会的必要途径，同时也是改革理念和政策范式显著转变的重要体现。     

改革代价分配不公的成因与对策

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代价分配不公,引发了社会种种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是关键。为此,就需要国家和政府通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建立公正合理的改革代价分配机制,有效地协调由更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户籍制度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变化,以及社会各项制度的改革,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户籍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管制影响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解决城乡矛盾和“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

政策试验是指把来自基层的建议和地方积累的经验注入国家政策的一种机制,这常被视为促进制度创新的有力手段和避免因情况不明而导致改革震荡的有效方法。在某些经济领域内,大规模的试验有效地刺激了政策学习和经济扩张,原因是政治精英们从支持新型的私营和跨国企业中获益。与此相反,在有效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方面,许多政策试验却不了了之,原因是这些试验要求社会主动监督和中央政府严格执法相结合,否则试验发挥不了作用。尽管在不同政治领域内转型试验效果不一,中国以试验为基础的政策制定过程还是对重新定义整个政策框架起到了实质作用。在中国式政策制定过程的核心,我们发现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互动的机制,我们称其为“分级制试验”,这个发现对经济转型方式的研究是一个明显补充。     

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

<正> 在前苏东社会主义经济国家全面推进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的同时,美国的公司法却已发生了向相反方向的深刻变革。长期以来,私有制在公司法中体现为如下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股东是“所有者”,经理必须并且仅仅为股东的利润最大化服务。但是,从80年代末至今,美国已有29个州(即超过半数的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服务,而不仅为股东(stockholders)服务。换言之,股东只是“利益相关者”中的一部分,而劳动者、债权人和共同体则为另一部分“利益相关者”(S.Wallman,1991)。公司法的这一重大变革,突破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私有制逻辑(即股东是“所有者”,经理只为所有者服务),成为美国近年政治、经济舞台上最有意义的事件。     

郑永年：中国的“特区”

改革永远是一个用新利益来改革旧利益的过程。也就是说,改革永远是一个新旧利益之间的博弈过程。也很显然,把上海自贸区置于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的发展模式的内容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其背后的政治理性。     

中国改革模式转型:从“鸟笼结构”向“丛林结构”

一、从“纯经济学范式”到“复合经济学范式”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和经济增长所表现的潜在成长性,中国改革模式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和研究。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了一条超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能解释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由此在学术界引发关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讨论。中国改革模式超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围。中国改革的过程是一个把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作为常量舍去的历史、政治与文化一一进行还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立足于中国已有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