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社会一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群体的诞生,社会行动者的种种政治表达和利益保卫活动,重新浮上了台面。具体来看,无论是以小型熟人共同体为组织基础的集体性抗争活动,还是以更大型的地理区域为组织空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时有发生。本文把这类社会事件统称为群体性集体行动,并把各级政府及其代理人和由此类集体行动参与者所组成的怨恨群体之间进行的持续互动过程的本质,看作影响社会控制后果的一个重要变量。通过引入发生在不同时期的三组经验案例,作者提供了一个分类框架,用于说明当代中国社会中群体性集体行动参与者的主导形象的演变。     

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关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文献综述

社会科学界对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研究由来已久。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才是集体行动的本源,结构决定了意识形态从而也决定了集体行动;功利主义认为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成员才有集体行动的可能,但个人理性会令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而建构主义则认为人们是依据意义的社会建构来采取行动的,但集体行动所需的共同意识、资源、成员都需要组织者积极动员,除了群体的意义建构在影响集体行动,行动者的理性也仍然在考察不断变化的周围世界的基础上参与行动抉择。在借鉴国外最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特定社会情境,中国学者建立了一个解释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集体行动的本土化模型。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会影响集体行动吗?——兼论村股份合作社的价值

本文立足产权理论,阐释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农民产权“幻象”及其原因,并考察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致产权细碎化和强排他性,导致农民滋生产权“幻象”,弱化了村庄集体行动。(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自我强化功能,村股份合作社在利益分配、决策参与方面所发挥的调节功能一定程度上能弱化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冲击,但组织化程度提高并未能缓解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弱化效应。(3)对人口规模较多、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人口流出的村庄,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弱化影响更为明显,而对人口规模较小村庄而言,改革却会提升村庄集体行动能力。本文结论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在产权细碎化情境下促进村庄集体行动提供了政策建议。     

城市治理下的利益表达问题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共同推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加明显,导致利益表达需求不断增长,城市问题不断出现,这给城市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充分考量城市各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在多元化的影响下满足他们参与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是今后城市治理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本文从城市治理的发展方向、城市治理中的各利益主体出发,分析构建利益表达的原因,从而进一步探讨构建利益表达机制的可能性,为解决城市治理中的现实问题献言献策.     

“搭便车”问题在政治解释中的应用及其局限

有关"搭便车"问题的经济分析因其对个体自利的经济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独到揭示,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使用的核心概念之一.但是,把它等同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却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只能解释集体行动的经济维度,却不能说明集体行动的政治方面.本文考察了将"搭便车"机制应用于政治解释的各种不成功尝试,对政治的经济学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了人们的政治理性对"搭便车"动机的抵制的事实,并从追求相对优势角度对政治理性作出初步说明.     

中国人大代表行动中的“分配政治”——对2009-2011年G省省级人大大会建议和询问的分析

分配政治理论认为,民主国家的议员在竞选连任驱动下,热衷为选区谋取特殊利益,但从未关注到其他国家立法机关成员是否也存在分配政治行为.文章透过对中国G省756名省级人大代表连续3年的建议和询问的数据分析发现,普遍存在代表为选举单位争取地方利益的情形,这些地方利益在内容上具有利益集中而成本分散的分配型利益特点,以争取上级政府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经济项目扶持为主,来自欠发达地区代表往往比发达地区的代表更乐于表达地方性利益.文章进一步分析代表行动的动机发现,除代表选举和运行机制强化了代表的地域归属感外,当地人大和政府在动员和组织代表表达地方事务方面形成结盟关系,是代表“分配政治”行动的主要驱动力,并首次提出“地方利益表达的结盟者”的概念,期望丰富中国人大代表角色行为研究的同时,为分配政治理论提供独特视角.     

国际公共品供给何以成为可能——基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分析

无世界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公共品供给需要跨国集体行动,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实现。然而,国际公共品收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搭便车"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导致跨国集体行动的困难。本文通过引入国家异质性及其各国在跨国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策略互动,建立了一个分析国际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动态博弈模型。结果表明,由于国家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不同国家在跨国集体行动过程中可能充当领导者、跟随者或搭便车者的角色,从而使国际公共品供给成为可能。本文利用这一理论模型解释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以成立的原因。     

社区参与、集体行动与新农村建设

在发展中国家,社区参与治理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传统理论强调个人理性行为导致集体行动困境.本文通过将参与意识纳入博弈论分析框架演绎出社区参与发生的外部条件,外部通过降低个体参与的成本收益比率,促使社区参与规模产生临界值效应而形成高水平集体行动均衡,社区参与形成的集体行动促使公用地悲剧为公用地繁荣.我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参与的综合发展框架.     

立法听证: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众利益表达制度

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即体现在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谐,也就是各种利益之间经由相互协调、辩论和妥协,进而达成参与民主的共识.利益和谐有赖于社会利益主体间的各种利益诉求,皆能有一个合法通畅的制度化表达渠道.立法听证作为一个民主化、科学化与正当化的公众利益表达渠道,能将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纳入其中予以有效解决,从而为我国和谐社会之构建,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     

中国地方治理改革、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也在逐步苏醒.利益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反映自身利益和要求,力图影响政策制订过程.为了回应公民的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进行了治理改革.本文就探讨了这些地方治理改革与创新是否提高了公民的政治意识,促进了政治参与,增强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等问题.     

社会网络视野下的集体行动——以林镇"群体性事件"为例

本文试图研究当前中国集体行动暴力生成机制,探讨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有哪些因素或机制影响着集体行动中民众对斗争手法的选择,从而使其呈现出暴力型、常规型和破坏型这3种基本类型.本文运用社会运动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集体行动常见的3种形态为依据,选取林镇近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的3个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总量同集体行动暴力程度之间特定关系的命题.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逻辑及其社会学分析

失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已远远超乎寻常的思考层次。现实生活中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的行动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奥尔森式的集体行动,正是各个行动者利益偏好选择和理性行动的结果。要实现失地农民利益的有效维护和有效表达,就必须通过健全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等措施来使这一表达行动的社会后果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新形势下农民追求政治公平的探析

一、农民追求政治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我国的政治公平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使广大农民拥有真实的利益代表,充分表达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切实体现出主体的积极作用,是实现我国政治公平的必然要求.     

农民政治需求现状调查——以四川省南部县北河村为例

随着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农民政治需求作为农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普遍向往、追求、意愿或主张,越来越凸现出在农民需求中的重要地位。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充分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利益诉求表达,畅通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消减社会不满情绪的＂泄洪装置＂。因此,调查研究农民政治需求现状,建立科学有效的政治需求表达机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将以北河村为个案,力图勾勒出西部落后地区农民政治需求的现实画面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     

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路径选择:以张海涛“开胸验肺”事件为例

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在利益表达能力和机会方面处于更加严重的权利贫困状态。其利益难于表达或难于充分表达、诉求的微弱和无力难以影响政治决策,致使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在分析运用"利益表达"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的研究,试图为理解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路径的选择提供一个认知框架。     

公民与民主:史天健对中国研究及政治学方面的贡献

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治的客观基础.     

金融制度渐进变迁中的“政治银行家”

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完全取决于“政治人”和“经济人”的特定利益偏好结构及利益行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因此，副主席认为政治银行家对政治经济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是对制度变迁的性质和范围作出解释的关键。     

农村强势成员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本文以集体行动经济学为分析基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扩展的异质性假定,分析了农村强势成员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1)农村强势成员为了获得个人收益会组织集体行动;(2)强势成员的个人影响力与公共产品的产出存在正相关关系;(3)强势成员能够节约集体行动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并降低其它成员的搭便车倾向.     

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和社会参与

作者通过一个国有企业的职代会案例,分析了社会利益组织化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实社会参与特征。本文认为,认识到聚合政治利益的公共领域分割问题,对于理解社会公众的参与行为具有特别意义。与阶级政治不同的是,单位政治的利益冲突在单位之间展开;社会个体通过单位成员的间接身份获得利益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利益无论主题和参与范围都是有边界的,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是特定的,无法提供给单位之外的其他人员共享。     

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宏观分析

在是否要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问题上,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发生过三次交锋.这显示出APEC要求变革的信息,同时体现了APEC成员在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以及制定贸易规则上的利益冲突.随着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在亚太经济-体化的战略决策上采取更加符合国家利益的取向,从而协调与地区内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在经济上使APEC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APEC的未来发展方向上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