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区建设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的实证检验

本文考察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而判断高新区是否异化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异化为工业园区。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局效应而言，高新区的设立推动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即高新区没有异化为工业园区。高新区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异质性，设立高新区的政策对东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该政策仅推动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质量，但是对于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而言，该政策并没有推动区域内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即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高新区异化为了工业园区。与中小型城市相比，高新区对中国大型城市的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作用较为显著。虽然总体而言高新区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水平，但是该政策仅促进了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基于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本文认为高新区通过集聚人力资本以及集聚生产性服务业等渠道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数量。     

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基于制造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存在区域性差异。基于DEA分解的Malmquist指数法分解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制造业TFP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技术效率的提升。就影响因素而言,FDI以及汇率波动对东部地区制造业TFP变动的影响显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则对西部地区制造业TFP提升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市场化进程也对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影响。     

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本文利用2003—2016年中国27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探讨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显著抑制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如在科教水平较低、级别较低及中小城市,财政分权显著抑制城市创新,而在科教水平较高、级别较高及大城市却并未抑制城市创新;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为引资而竞争”、抑制地方政府“为创新而竞争”等途径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为从政府财政体制改革视角促进城市创新提供启示。     

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及其收敛性分析

本文基于Malquist生产率指数对1978-2005年省区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分解，并对1991-2005年间TFP的收敛性进行检验。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TFP有显著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因素；并且TFP的增长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区差异，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变动的地区差异造成的；本文认为，TFP的地区增长差异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

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促进了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中西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东西部区域差距;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优势,但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正在不断下降,且经济规模效率极低,垄断等非市场化制度正在阻碍东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国TFP增长整体上不存在绝对收敛;中部地区存在典型的俱乐部特征;各区域均存在显著地条件收敛趋势,从而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将长期存在。政府在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中,不仅要增加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本投入、促进劳动力市场繁荣,更应该注重市场化推进与法律制度的建设,破除行政性垄断,通过有序的市场化机制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     

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2003年-2011年）--基于Malmquist指数法

院文章基于Malmquist 指数法,测算了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1年长三角地区服务业TFP 指数年均值为0.997,其中上海市服务业TFP 指数为1.023;（2）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增长态势趋缓,服务业增长率与TFP 指数变动呈高度正相关;（3）技术进步是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逐渐向服务经济转型,应依靠技术进步,鼓励创新,提高服务业生产率,促进服务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效率与差异

本文在利用Malmquist指数和一系列反映地区差异的统计指标对中国216个地级市1990~2004年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差异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针对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经济表现出的新特点,采用因子分析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216个地级市TFP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城市经济的地区差异明显且呈扩大趋势。2000年以来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因子强度依次为:地理位置、产业结构与市场化水平和要素投入等。     

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如何影响财政透明度?——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财政透明是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和政府行为视角，提出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着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而利用2013—2019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并对其进行了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与拓展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且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扩大基建投资等降低财政透明度，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财政透明度，而土地出让单价在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财政透明度的作用中具有不同效应；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具体关系，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域差异

本文基于我国27省市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外贸依存度和R＆D投入增长率Panel Data的实证检验并结合其变化趋势，得出人均人力资本、R＆D投入的增长率下降是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TFP）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而进出口量增长对TFP增长影响不显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进出口量增长迅速的一些地区TFP增长却不快。     

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普及程度、网络信息资源和数字经济环境与效果四个维度构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6—2019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绿色TFP的提升,从而从绿色生产率的视角验证了数字经济完全可以成为支撑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绿色TFP提升的新力量,这一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渠道来促进绿色TFP的提升;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效应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绿色TFP具有更为明显的积极影响。这一研究不仅为评估数字经济的影响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依托数字经济推动国内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市区县级TFP变动问题的讨论：2007~2010年

通过使用DEA-Malmquist方法与Kumbhakar-Sun方法（KSM）,测算了中国2543个市区县（含港澳台）在2007～2010年的TFP变动情况,认为中国各市区县的TFP在考察期内以年均6.20%（DEA-Malmquist）和8.20%（KSM）的速度下降。从空间分布上看,东部地区呈现TFP增长态势的大多数都是城市市区,零散的分布在各地;西部地区虽然存在TFP连片增长地带,但大多是地广人稀地区。从方法上讲,DEA-Malmquist和KSM在TFP变动测算结论上接近,但对TFP变动的分解结论有很大出入。最后,尽管市区县级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问题,TFP变动与固定资本存量变动之间的负相关性仍然被非常明显的观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能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

基于最优金融结构视角,使用200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只有地区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越高、法治环境越完善,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显著;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发展过度时,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再显著。     

我国城市营商环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研究

研究营商环境与就业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提高市场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为了重点考察城市营商环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作用,研究选用中国271个城市2017-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非正规就业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非正规就业水平随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呈现“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2）经过异质性检验,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副省级城市和直辖市之外的地级市以及东、西部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将数字经济作为门槛变量,城市营商环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效应,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具有单一门槛效应。     

发展的困局：贸易推动下的高新区绩效

本文以我国“科技兴贸”战略以及高新区“二次创业”发展为制度背景,在利用SBM-VRS模型测算了54个国家级高新区经营绩效与创新绩效的基础上,从城市贸易环境和高新区贸易水平两个方面实证考察了贸易对高新区绩效的分类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的贸易开放水平显著推动了高新区经营绩效的增长,并且这种效应会在具有开放型导向政策的高新区中变得更为明显;而城市贸易水平以及高新区的开放政策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却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高新区自身对外贸易水平的上升也只是推动其经营绩效的增长,且具有开放导向政策的高新区会更偏重对贸易规模的单纯性扩张,忽视了对创新能力的长期培养。     

中国政府创新补贴的效应测度与分析

研究目标：测度和分析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政府创新补贴的政策效应。研究方法：利用A股高科技上市公司2009～2014年数据,运用OLS和PS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创新补贴显著地降低了高科技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当公司高管具有研发技术背景时,这一诅咒效应得到明显缓解;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公司TFP也越高。创新补贴的效应还表现在：导致公司过度投资和提高雇员冗余程度。研究创新：关注高管研发技术背景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异质性特征;使用独特数据,采用OP和LP两种半参数方法测算公司TFP;从投资行为和社会负担视角做补充性分析。研究价值：对完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顶层设计、优化创新环境具有较高的实际价值。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路径,并进行了地区异质性和分维度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相较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2）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此种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3）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与结果指数均有正向影响,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过程指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结果指数的促进作用。（4）人力资本结构会通过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大于技术结构升级带来的中介效应。     

东北三省城市经济增长动力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4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利用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其地区差异性,并采用SFA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2000—2014年东北三省城市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正增长,但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了震动式的下降趋势。在样本考察期间,东北三省城市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3%,由技术效率改善（2.1%）和技术进步（0.2%）共同推动,且技术效率改善做出了主要贡献。（2）东北各省的城市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增长,吉林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双驱动,辽宁省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由技术效率改善推动的,而黑龙江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3）东北三省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低,改善空间巨大。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同时出现正向变动的城市占据样本量的32.4%,还不及全部样本的三分之一。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能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能否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基于2008—2020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利用多时点DID方法以及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设立的城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设立对城市经济韧性有显著提升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引领作用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在普通地级市显著，且在中部城市和北方内陆城市提升作用更强。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政策效应，为城市经济韧性提升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结构演变：1990~2013年

本文测算了1989~2013年工业分行业的增加值、劳动投入、资本存量,利用随机前沿分析（SFA）计算1990~2013年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而估计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化对工业TFP增长的效应。本文发现,在考察期内,只有技术进步基本保持了持续增长,配置效率改善在2000年以后明显放缓;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显著提高了工业TFP增长率,但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将考察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后发现,后一阶段所有制结构变化对TFP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前一阶段。工业改革的重点在于促使资源合理、自由流动,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为工业TFP增长释放更大的空间。     

大型企业增长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中国大型企业增长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城市制度环境显著影响大型企业增长,国有大型企业从政府干预和市场化中获益,非国有大型企业利用全球化机遇实现提升,但在市场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大型企业较为依赖内部规模经济,对城市产业环境并不敏感;国有大型企业仅能通过提高工资拉动消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非国有大型企业可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途径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其出口比重则带来负面影响;大型企业创新可能形成垄断效应,不利于城市整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