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综述了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迁移劳动力汇款的情况，以及影响迁移者汇款行为和汇款数量的因素；迁移者的收入如何改善家庭其他成员的福利；迁移者的收入如何影响农村家庭的投资；迁移者的回流行为，以及影响迁移者回流决策的因素；回流劳动力对家乡经济多样化的影响；迁移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迁移如何影响家乡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文章指出，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将持续，而且会更加深远。     

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底由什么决定

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建议层出不穷,也是一个长期广受关注的话题。农经学者一向采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根据城市的预期工资(非正式部门与正式部门的加权)和在农村的工资差距、迁移费用以及风险厌恶情况决定是否迁移。笔者思之再三,哈里斯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

本文利用2006年北京地区1452名外来务工人员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迁移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在总体中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笔者发现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家庭关系与老乡关系对于女性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有显著影响.同时,我们还发现对西部地区的男性迁移劳动力而言,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带来收入的提高.     

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及其稳定性分析

由于城市和农村在工资与就业机会方面存在着不均衡，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大规模的迁移。本文用logistic模型描述迁移过程中的混池现象。这种混池现象因信息和迁移人数等因素而实际存在。然而，由于传统的春节造成的劳动力迁移的周期性，使人们忽视了这种混池现象。     

乡城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也日益突出.以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异质性为切入点的分析表明,我国近年来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过程,是一种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迁移过程,而不是相反,这一点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关键原因.鉴于此,有序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并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水平、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强化农村地区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鼓励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创业,就成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一个分析框架——从迁移成本角度解释2003—2007年农民工市场的变化

本文对2003—2007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了解释。通过建立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求模型,本文认为农民工供给增速减慢是2003—2007年农民工工资水平上升、农民工数量增速减慢的主要原因。本文还从迁移成本的角度对农民工供给增速减慢进行解释,认为2003—2007年农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农村居民心理评价也随之提高、外出打工时家人离别的心理成本增加是农民工与农业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而农民工供给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     

析预期收入偏差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对托达罗模型的剖析与改进

针对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劳动力迁移模型进行剖析和拓展,认为农村劳动力是不完全理性经济人,其迁移决策的依据并非完全的成本和收益差额的最大化,且对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预期往往会发生偏差,而托达罗模型在理性人假设前提下并没有考虑这一偏差存在的可能性;托达罗模型认为迁移成本对劳动者迁移决策有影响,但是并未对迁移成本进行量化,也未对其构成做出说明,而本文认为这一成本的构成特点对劳动力迁移决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对此构建了新的劳动力迁移模型,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相应的改进。     

多层次分析方法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应用：省际劳动力迁移的多层次分析

本文将家庭作为迁移决策单位，利用多层次分析技术，从家庭、村和省级三个层次研究我国省际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类型、家庭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经营主业和家庭在收入分层中的位置等家庭层次变量，经济类型、交通条件和迁移传统等村级层次主量，以及投资强度、经济结构、农村社会保障等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家庭的劳动力迁移有显著影响。     

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个人迁移和家庭迁移已经成为两种主要的迁移模式。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外出长工农民的实地问卷调查，对这两种模式转移的农民家庭人口、资源、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试图揭示两种迁移模式下农民的状态差异。     

乡村宽带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迁移

为考察乡村宽带建设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本文建立劳动力迁移模型并借助“宽带乡村”试点工程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的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2013年和2018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宽带建设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该作用在迁移成本较低、期望迁移工资较高的人群中更为明显；在迁移模式上，省内跨市迁移明显增加，人们更多地向省会迁移。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乡村宽带建设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搜寻模式，缩短了他们的工作搜寻时间；在上网设施上，农村劳动力更多地使用手机来获取信息。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宽带建设通过放松地理距离对信息流动和获取的局限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迁移。     

迁移成本、工资上升与刘易斯转折点——一个对“刘易斯转折点”分析框架的再探讨

本文从引起劳动供给条件变化的迁移成本角度对刘易斯转折点与工资上涨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认为,具有刘易斯转折点意义的工资上升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必须是劳动力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劳动力供求因素变化本身导致的工资上涨都不代表转折点的到来;(2)必须是劳动力转移的结果,任何与劳动力转移无关的因素导致的工资上涨都不能作为判断转折点出现的标志。由迁移成本上升导致的补偿工资上升与具有刘易斯转折点意义的工资上升并不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在进行工资上涨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分析时,需要将这些引起迁移成本变化而与劳动力转移无关的因素加以分离,否则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有偏的。     

农民收入与迁移动机的计量研究

不可否认,城乡收入差距始终是农民迁移的最重要动机之一,那么农民收入与迁移动机之间的关系究竞如何,就是本文试图研究的主要内容.文章首先通过两个方案验证了工资性收入增长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然后通过统计数据检验了Stark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三个现象,在此基础上,利用作者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     

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日益普遍，贫困地区也不例外。本文利用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户调查资料，对迁移收入转移及其对贫困状态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并具体分析了迁移收入转移的决定因素。本文研究表明，中国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迁移行为与“利他性”假说相吻合，这表明贫困地区的劳动力迁移可以视作一种积极的反贫困行为。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具体分析，本文也发现劳动力迁移的确成为缓解贫困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迁移人口与其他家庭成员处于不同的消费群体，他们的福利状况有可能被高估。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转移至江苏省南京市的农村劳动力为调查对象,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选择不同迁移模式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对总体样本和男性样本选择家庭迁移都具有正向的影响,家庭总人口数和家庭类型对迁移模式的选择无显著影响,学龄子女数是对农民选择家庭迁移具有重要影响的家庭特征因素,尤其是对女性样本来说,有学龄子女的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家庭迁移;已迁移时间和迁移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选择家庭迁移具有正向的作用.     

农村劳动力迁移行为的人力资本效应探析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同样牵涉到成本和收益问题。本文介绍了劳动力迁移的人力资本模型,剖析了阻碍农村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形成的因素,并提出了消除农村劳动力迁移障碍的对策。     

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对安徽阜阳农村的调查

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家庭属性、劳动者的个人属性对就业选择以及工资决定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就业选择受到家庭属性和个人属性的共同影响,农村劳动力能够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就业形式和产业.农村劳动力具有较低的人力资本,大量地流入城市不仅对城市本身而且对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及解决城乡和地区差距不利.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迁移劳动力歧视工资决定机制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从二元经济结构变动和区域差异的角度,研究农村迁移劳动力歧视工资的决定机制,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部门的农业收入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工资的决定有参照效应,而实际产出对迁移工资的促进作用发生偏离。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程度的恶化,参照效应和偏离效应随之加强,并且从整体上看,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受农业收入的影响最大。进一步对中国东、中、西部的回归发现,东部地区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收入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最大,参照效应的强度存在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参照效应弱于中、西部,并且各区域要素回报率也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最为突出,中部地区仅有物质资本通过检验,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劳动的回报率较高。     

“新农保”拉近了父母与子女的空间距离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探讨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父母与子女空间距离的影响。利用CHARLS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农村老年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会促进成年子女劳动力迁移,显著提高成年子女选择县外迁移的概率,农村养老服务供养主体和供养客体间的空间距离在逐步加大,且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在稳步提高新农保制度对农村老年人经济保障的同时,国家和社会要更关注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照料问题,不断推动农村公共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健康对我国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以江苏省灌南县和新沂市为例

基于家庭经济理论与健康投资理论,本文通过构建农村家庭劳动时间分配模型,系统研究健康对农村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基于江苏省651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健康水平不仅对劳动力自身外出就业产生影响(效率效应),还会影响家庭成员劳动时间的分配,对家庭其他成员的非农就业造成显著影响(配置效应)。效率效应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非农就业概率越高;配置效应则显示家庭成员不健康的比例越高,家庭其他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低。改善我国农村健康状况,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成员自身非农就业,还有利于增加家庭其他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     

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与风险的初步考察

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与风险的初步考察赵树凯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受到广泛关注，缘起于这种迁移直接造成某些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人们最初的着眼点主要是迁移的社会影响，而不是迁移现象本身。交通运输趋紧、城市社会服务沉重、农业领域出现某些资源浪费等等，通常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