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走向:一个文献综述

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作为政府调节各级财政关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弥补纵向财力分配,矫正外部性,平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围绕政府间转移支付体系的制度本身及其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财力平衡以及地区经济增长等领域的绩效,着重从政策层面和学术研讨层面梳理现有文献,并对现阶段研究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改善的空间进行思考。     

基本公共服务视域下的府际关系分析

本文阐释了基本公共服务与政府的责任,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中央地方政府的关系,探讨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分工及体制保障.指出,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柔性约束、分工不明确和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应当尽快实现中央地方关系从“以提高经济总量为导向”向“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于解决地方政府财政缺口,实现全国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宏观调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促进作用却没有一致性的结论。文章利用1997~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体制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在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应该尽可能地使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同样的权利,享受大体相等的结果。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建立相应的公共服务制度、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服务型政府等,通过财政体制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野下的我国政府间事权财权配置分析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障公民人权、解决基本民生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政府在财力不强现实下的理性选择。但我国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各地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也存在很大的差距,直接导致了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不均衡性。建立县乡财力保障机制、探寻地方公债出路、推进转移支付均等化和改变传统约束机制与政绩考核机制是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条件与实现策略

在我国,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推行公共服务优先的财政支出政策;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中央和地方相协调的财税体制;通过转移支付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社会组织补充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     

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但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现象严峻,主要表现为供给总量不足,与国际差距较大;地区间不均等,四大区域差距大;城乡间不均等,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群体间不均等,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究其原因,主要有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事权财权不合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等。为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采取统筹城乡发展、匹配事权财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对策。     

浅析武汉城市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收集具体数据资料,借助各类文献,剖析了武汉城市圈存在的总量增长,但是城市圈内各项服务内容比如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医疗服务、社会保障能力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的现象,从理论上总结武汉城市圈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问题在参与主体、财政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政策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此问题,具体探索出提高武汉城市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经济和制度相结合的路径,即以全面发展城市圈内的经济,消除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建立城市圈内纵横交错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政府的、区域的协同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体系;实现城市圈的社会政策的一致化。     

浅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的设置原则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均等化标准不仅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奠定了技术基础,也成为规范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人民满意型政府的迫切要求.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这一目标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标准体系,这使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执行难的困境.文章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均等化标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标准设置的相关原则.     

财政扶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机理、问题与路径选择

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而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阐述财政支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调节的内在机理,找出了制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从而提出了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Financi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Adaptive Efficiency：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The strong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its inefficient financial system. The puzzle of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can be explained through a dynamic criterion of adaptive efficiency, rather than through allocative efficiency. Using the framework of an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the present paper test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GDP growth rate is dependent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long with other variables in China and Pakistan. The hypothesis cannot be rejected in both cases. Howev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growth ha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redit to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We conclude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a source of China＇s high growth rate and that the banking system is still under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involving the pursuit of social objectives instead of the sole objective of profit maximization. Our results provide some implicati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Pakistan.     

教育结构与经济增长后劲的动态关联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内生分布滞后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教育结构和经济增长后劲的动态关联关系。研究发现:教育结构对经济增长后劲在即期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之后转变为微弱的负影响,其累积影响始终为正;经济增长后劲在即期对教育结构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之后逐年下降收敛于0,其累积影响始终为正。研究结论表明,高等教育扩张并未对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支撑作用。因此,应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强化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技术等的耦合,努力实现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     

China’s rule of law in New Era: the rise of regulation and formalism

ABSTRACT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s achieved under weak legal institutions. The literature attributes this counterexample of law–finance–growth nexus to (a) alternative mechanisms in China such as incentives, reputation and relationships and (b) a well-functioning xinfang system with common law features.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made increasing efforts to strengthen its rule of la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taken the lead by launching a far-reaching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inspection tours, and promulgating a large number of regulations. We argue that using regulations to complement laws is effective: CPC has enough bureaucratic prowess to crack down on corruption whereas the courts are subject to subversion by powerful interests. We also discuss the drawbacks of this approach: regulations aiming at ex ante control of corruption substantially increase procedural formalism and limit the discre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市场分割、地区异质性与经济增长质量

市场分割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以往的研究多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未将经济增长质量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对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以及就不同类型市场分割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商品市场的分割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程度较大,资本市场的分割是中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西部地区则受到多类型市场分割的共同影响。为此,我国应当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把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治理效能,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各地区应当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合理分工,在聚集过程中走向新的平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     

城市规模分布演进与经济增长

本文探讨如下问题,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如何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我们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对中国过去10年的城市体系演进进行了系统回顾,并运用省区动态面板数据识别了城市规模分布演进影响整个城市体系的外部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本文发现,从整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看,中国的城市体系仍未达到最优分布状态,但正逐步向其趋近。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体系主要特征为中小城市过多而大城市过少,少数大城市相对规模过大。新的(特)大城市的出现,及各大城市的共同发展,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效率。本文的发现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途径选择提供了有益见解。     

浙江外贸发展的轨迹特点与动因探析

浙江外贸增速迅猛，长期存在贸易顺差，其发展轨迹具有地域性和集群性的特点。究其原因，浙江外贸在制度安排、市场主体、交易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浙江外贸现象”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1978-2010):准中性政府、制度变迁与包容性发展

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既不符合“华盛顿共识”标准,也无法使用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被称为“中国增长之谜”.这里通过构建包含政府、市场、制度和利益集团等组织在内的分析框架,并引入准中性政府的概念,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增长之谜.准中性政府是一个在短期内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制定有偏向的政策,但是利益集团之间相对地位的变化,导致政府无法在长期内偏向某一固定集团.也就是说,准中性政府具有短期内有偏、长期内无偏的特质.这种特质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机制,而准中性政府通过制度变迁的方式使中国经济增长获得强大的动力.但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收入差距过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采取包容性发展方式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因此,追求包容性发展也就成了准中性政府的终极目标.     

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对称性分析

经济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这两个指标的相互关系问题一直都备受经济学界关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关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我国宏观经济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就经济增长与就业在中国的非一致性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对称性的建议。     

交通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论证了基础设施建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本文收集中国28个省份1985—2006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交通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本文得到的结论是交通运输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短期和长期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23和0．062。这也就是说交通运输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从短期来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0．023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将会导致经济增长0．062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家成长环境的若干思考

中国加入WTO后,企业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为了赢得竞争、谋求发展,急需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为锻造出这样一支队伍,必须营造良好的企业家成长环境。文章将成长环境划分为市场环境、文化环境、信用环境和制度环境四个主要方面,对这四大环境的创设提出了笔者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