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分析

现行《保险法》对于投保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统一规定了合同解除制度。本文认为，现行《保险法》的规定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后果应是保险合同的可撤销而非解除；第二，在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制度中也有三个问题亟待完善；最后，《保险法》还应规定在投保人主观无过错但客观上未履行告知义务时，保险人应享有变更权或终止权。     

告知书非记载事项是否构成告知义务之违反——从中日比较法的角度

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了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情况提出询问时,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学说及判例多认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仅限于告知书所定内容或保险人所询问之内容。但有违保险法之最大诚信原则,应当承认告知书范围之效力的同时,在告知书非记载事项若是属于保险法中之重要事项时,亦应当履行告知义务。     

保险合同告知义务的若干问题

保险法设立告知义务,有利于维护保险业的稳定。告知义务人应将有关保险标的一切重要事实向保险人作出陈述,由投保人判断哪些事实属于"重要事实"需询问,并由有专业优势的保险人承担询问义务。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义务,投保人可获得解约权或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无效。     

保险最大诚信还应彰显公平价值——对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不足与完善的思考

最大诚信原则是各国保险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国保险法这一基本原则主要通过保险法第十七条关于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的规定体现。但仔细研究十七条，发现其关于投保人告知义务和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规定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使保险关系双方利益失衡，导致不公平。本文试图将该规定中的不合理之处理出，并对如何完善该规定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我国保险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故意”后果很严重——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研究

新《保险法》对投保人告知义务的规定进行修订,对“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不实告知作出了区别对待,法律后果有所不同。本文通过条文与案例解析对区分两者的尺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保险法告知义务的立法思考

告知义务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因此应在告知义务主体的范围、告知义务的内容、告知义务的免除、违反告知义务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修改和完善。     

保险法之告知义务浅析

2009年10月实施的新《保险法》进一步明确了告知义务(含说明义务)的法律内涵及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本文结合保险实务及案例分析,对新《保险法》中告知义务及违反告知义务带来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剖析,以引导保险经营主体在保险实务操作中予以完善、培育诚信、健康、有序的保险市场。     

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投保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探讨

当机动车面临的风险增加时,投保人是否有通知保险人的义务,新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无明文规定。结合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可以认为,投保人仍有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未履行该通知义务的,保险人并不免除赔付责任;保险人在向受害人赔付后有权对投保人进行追偿;在投保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后,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浅议被保险人告知义务的责任范围

我国《保险法》对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尚存在不足之处,导致实务操作和审判实践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对告知义务范围规定不明确,造成了许多的困惑。本文从案例出发,对重要事项、书面询问主义、主观告知等与告知义务范围界定相关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对我国《保险法》提出了修改意见。     

对保险利益法律制度的再审视 --从约束保险人角度

保险利益制度有效地约束了投保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投保人风险,但在我国却诱发了保险人欺诈。现行保险法规定而导致的保险利益认定上的实质不公平,是保险人欺诈的制度性原因。中国应从立法上完善保险利益制度,规定保险人承担确认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审慎义务,加重保险人恶意承保的法律责任。     

对如实告知义务制度的解析--兼论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立法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

如实告知义务是最大诚信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保险法对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还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如在如实告知义务主体的范围、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时间、如实告知的内容、如实告知义务的免除和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保险法上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研究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系保险法上之重要内容,指的是保险责任期间,保险标的之危险状况显著增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须立即通知保险人。我国现行《保险法》明确规定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但其具体适用需要进一步厘定,以解决实践中法律适用之难题。     

投保人告知义务性质之多维分析

保险法上告知义务之性质，应从多层面进行综合分析与定位：在l制度层面上为“先契约义务”；在规范层面为“片面的”强行性规定；在义务层面上为“不真正义务”；在契约层面上为“信息披露义务”；在功能层面上为一种“积极的协助义务”。     

中德保险法中的消费者保护——以保险合同法总则为重点

《德国保险合同法》和我国《保险法》的最新修改都集中体现了对消费者的保护。《德国保险合同法》订立原则放弃了保险单模式,采取申请模式或邀请模式;全面改进了保险人和中间人的指导义务和信息义务,增强了保险透明度;统一规定了书面的义务履行方式和保险人与中间人的文献资料义务,有助于减少证明困难;确立了投保人的撤回权,在归责原则上放弃了全有全无原则,采取比例规则,极大地提高了对消费者的保护。我国新《保险法》虽然改善了对消费者的保护,但不尽如人意之处仍然很多。《德国保险合同法》的具体制度规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对保险告知义务双务性和探讨

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一方的权利是对方的义务，笔者认为，双务的特性除了体现在保费缴纳和赔款支出方面外，在告知义务中同样是适用的，由于涉及投保阶段的合同当事人－投保人，以及索赔过程中的被保险人，因此，在此将其统称为保户。以往，我们过多单方面强调了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履行，实际上，从合同的公平性来看，告知义务应当是双向的，这是因为在接受投保阶段，被保险人是掌握主动权的－对于标的以往以目前安全使用保管情况的真实与否，完整与否，取决于被保险人的主观，因此，要求被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而在此前，展业阶段以及售后出险索赔阶段，被保险人是被动的，主动与动的角色已发生转换。     

试析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关于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的规定有进一步明确和探讨的必要。在主体问题上，应有所扩大，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列为通知义务的主体。在构成要件问题上，危险增加除须具备显著性特征外，还应具备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特征，并以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要件。对于某些特殊情形下的危险增加，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不负通知义务。在法律后果问题上，应采用近因标准认定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与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由保险人对此负举证责任。     

保险缔约责任研究应明确的几个概念——与卢宇哲先生商榷

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为先合同义务,保险合同当事人在缔约过程未为履行,并给对方造成损失,应否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应根据法律和事实加以确定,法律未作规定者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法律后果之补足与修正——《保险法》第16条的完善

2009年修订后的《保险法》第16条关于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法律后果的规定仍存在不少立法漏洞,致使学说纷纭,引发司法裁量不一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法律获得普遍而一致的遵循,更不利于实现良法之治。近年来,两大法系的主要代表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保险法改革,不仅在立法理念上呈现出当代保险法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而且在立法技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殊值我国修法借鉴。《保险法》第16条补足与修正路径:将重要事项直接规定于告知义务条款,明确《保险法》第16条第2款与第4、5款的承接关系,将故意和重大过失等同规定,引入比例罚规则,确立欺诈撤销权。     

设定人身保险优先受益人的思考——受益人指定效力之实例分析

在人身保险中,受益人的资格一般不受限制。我国保险立法也只强调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而忽略了保险合同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人即受益人。本文在分析案例的基础上,论述了我国《保险法》是否应该约束受益人的实际保险利益,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保险法》第61条应该增加一款:“受益人的指定以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且被保险人对其有应尽抚养、赡养或者扶养义务的人为优先,但被保险人已尽相应义务的除外。”     

统筹合同告知义务的规范构造

统筹合同是不是一种保险合同,目前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如果认定统筹人不是《保险法》下的保险组织,那么统筹合同与保险合同在法律构造上存在本质区别。统筹合同尚未被引入《民法典》,但其较低的统筹费率,使很多机动车车主作为被统筹人选择这种新型风险分摊模式。统筹合同的信息披露义务司法案例在我国不断涌现,这就引发了此类纠纷是适用《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和订约说明等信息披露规则,还是适用《民法典》中的前合同义务规则等问题。在处理统筹合同告知义务纠纷时,必须将其置于微观体系下予以解释,并对《民法典》的特别法进行法律重构,实现从无名合同到典型合同的蜕变,确保统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得以规范化和定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