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住宅发展政策体系的构成及完善对策

农村住宅政策是国家"三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住宅政策体系的完善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农村住宅发展政策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农村住宅发展规划、农村土地利用政策、农村住宅建设政策、农村住宅供应政策、农村住宅消费政策、农村住宅改造政策、农村住宅处置政策等七个部分。因此,完善农村住宅发展政策体系需要多个领域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新农村建设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考

文章在分析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和农村经济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剖析,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新农村建设必须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保护纳入农村经济系统.树立水土资源综合治理和农村污染治理的循环经济理念,推动生态农业和精确(细)农业建设,强化农村小城镇规划和乡镇企业的宏观调控,统筹协调工农业关系和农村经济结构,保证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区域经济协调：振兴东北经济的必由之路

东北经济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走协调发展的道路。要突破东北区域经济发展受地区利益、体制、观念等一系列因素的阻碍 ,实现东北经济的协调发展 ,必须做到 :科学规划 ,统筹协调 ;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协调 ;筹资主体与筹资渠道协调 ;突出重点与区域协调 ;基础设施与非基础设施建设协调 ;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     

区域经济协调与东北经济振兴

东北经济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走协调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激活市场.然而,东北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地区利益、体制、观念等一系列因素的阻碍.所以,实现东北振兴需采取如下协调发展对策:必须注意科学规划,统筹协调;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协调;筹资主体与筹资渠道协调;突出重点与区域协调;基础设施与非基础设施建设协调;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     

以城乡关系的协调推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一国经济增长包括城市和农村两部分的增长,经济高质量的增长要求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本文从城乡协调度视角探讨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构建城乡协调度指标并结合经济史,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城乡协调度做出描述与分析,并探究造成我国城乡协调度波动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城乡协调度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从城乡关系而言,二者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桎梏;我国城乡关系演变与政策变化所引致的制度安排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密切相关,因此完善相关体制并深化改革就成为了提高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程度的关键。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评析

本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描述了政策演变的基本轨迹.根据有关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模型以及环境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将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经济优先阶段(1978-1995年);协调兼顾阶段(1996-2005年);环境优先阶段(2006-至今).结合"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和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1978-1999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期(2000-2003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入期(2003-至今).然后从正反两方面对政策实施的总体效果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将以往政策设计的缺陷概括为:全面性不足、协调性不够、可持续性不强.     

“金融结构-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与金融风险

厘清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对防范金融风险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究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水平对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与空间正相关性。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调节效应表明制度质量的提升会削弱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水平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效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则会增强该效果，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依赖于制度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度与低度协调类型、经济欠发达、胡焕庸线以东地区，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协调水平的提升对防范金融风险效果更加明显。     

论社会总资源优化配置——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探讨

<正> 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演进的三大运行系统。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其实质在于寻求三大系统的最佳组合租结构。揭示构成经济、社会、生态最佳结构的决定因素,即它们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在哪里,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总资源配置的提出及意义我认为,协调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基本点,就是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现状考察得出的基本结论。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只注重于经济     

区域协调发展的环境政策体系框架:以五大区域为例

在我国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环境管理体制下,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环境政策体系是解决跨区域环境冲突难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基于环境管理政策、环境经济政策和环境技术政策构成的现行环境政策体系框架,以五大区域为研究主体,七项对策构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环境政策体系。在管理政策方面,建议设立多部门多行业参与的跨区域环境保护协调委员会和构建责权明晰的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以节能减排和绿色GDP完善行政人员政绩考核体系,强化环境管理法规建设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在经济政策方面,主要任务是完善资源环境配置机制以优化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在技术政策方面,以生态型替代生态破坏型的产业置换机制和制定区域性产业准入与退出机制为主。     

黑龙江省生态文明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分析，在生态文明视角下对黑龙江省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机制进行设计。分别设计了产业技术创新机制，行政政策协调机制，协调发展利益共享机制，行政政策保障机制，通过各机制的有序运行，实现黑龙江省产业结构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略论新时期美国的农村经济政策

新时期,美国的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单纯的农业补贴已无助于提高美国农村经济的竞争力,必须制定一个有效的、超越农业政策的、能应对21世纪挑战的农村经济政策.在分析新时期美国农村经济面临的困境及发展机会的基础上,指出了当前美国农村经济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了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给出的新时期美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出路.     

Intermediaries,transport costs and interlinked transactions

Farm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ften encounter difficulties selling their products on local markets. Inadequat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and large distances between area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ean that farmers find it costly to bring their produce to the market and this very often results in small net margins and poverty among farmers who are geographically isolated.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esence of intermediaries that have a cost advantage over farmers. Because of their market power, these intermediaries are able to impose interlinked contracts and are free to choose the spatial pricing policy they use.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 model of input–output interlinked contracts between an intermediary and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farmers. We establish when the intermediary uses either uniform or mill pricing policies, as opposed to spatial discriminatory pricing. For each pricing policy, we analyze what the welfare implications are in terms of an increase in farmers' income and a reduction in poverty in rural areas. We also establish how the choice of a spatial pricing policy impacts geographically isolated farmers and how it influences the participation by farmers.     

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和储蓄率的影响。家庭收入、规模大小、户主年龄和家庭不同年龄人口占比等家庭人口结构变量对消费结构和储蓄率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消费结构来说,如教育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低于年轻家庭;医疗保障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高于年轻家庭。同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的户主年龄与储蓄率略呈U型结构,也就是说我国家庭微观储蓄率与经典的生命周期假设不一致。进一步探讨了未来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关政策涵义。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

本文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批评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判断。本文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以及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此外,本文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农业投资结构实证分析

文章在偏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典型相关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农业投资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实证分析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与农业投资结构各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影响。结果发现,农民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关系最为紧密;工资性收入与农村集体单位投资呈现最大相关,而家庭经营纯收入则与农村居民个人投资呈现最大相关;农业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我国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需求还不协调。研究结果为探析当前我国农业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农业投资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中国农民消费特征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数理统计学中的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民消费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农民消费在消费结构和地域方面的变化特征,说明国家政策对农民生活水平影响显著,未来中国农民消费的区域差异将减小,影响中国农民消费的因素复杂多样.     

基于ESDA-GIS的广东省城乡统筹发展空间分异

基于2010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城乡统筹发展统计数据,借助GIS、GeoDA软件,运用ESDA-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广东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和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形成了明显的空间二元结构,呈现出以穗—莞—深为核心向外围地区逐渐递减的发展趋势,东西两翼以及粤北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较差,珠三角经济区东部地区城乡统筹整合速度快,辐射能力强;根据综合水平与其空间滞后值的组合关系,将广东省城乡统筹发展划分为3种地域类型,即高水平均质型地域类型、塌陷型地域类型以及低水平均质型地域类型;全省城市化水平与城乡统筹的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匹配,这要求各地市在实际制定政策过程中,应通过差别化分类型政策的制定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中国零售业存在的问题及其政策选择

中国零售业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过度竞争，业态结构不合理，业态区域结构失衡及过度开放等。为进一步优化零售产业的组织结构，中国应制定反垄断政策，加大力度实行零售业进入管制政策，制定零售业并购、联合的政策。制定零售业国际化经营政策，鼓励开拓农村市场等。     

产业结构调整与增进城乡收入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应实现国民产出增长、产业结构优化,更应实现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普遍进步。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全体人民在改革发展中共享成果？从经济学的视野看,普遍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标杆。在考察各省区市城乡收入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后发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与承接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弥合区域收入水平差距的重要途径,适当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面、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制度选择。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与城乡和谐市场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以农建工政策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金融市场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形成,农村金融抑制特征较为明显,尚不发达的农村金融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缺陷及其负面效应,因而要构建城乡和谐金融市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进行农村金融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