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治理中面临的问题与应对措施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要内容,在目前乡村治理中还面临着乡村生态环境极度恶化、乡村风俗习惯趋于畸形、乡村治理热情普遍不高、乡村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等困境,实现有效治理,必须采取整饬生态环境、移风易俗、重塑乡村新秩序、鼓励人才回流等措施。     

关于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路径选择的思考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社会改革不断深入,我国乡村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乡村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在给"三农"领域带来进展的同时,也为乡村治理带来诸如治理体系不健全、人才流失严重、精英治理存在局限性、自然环境污染严重等现实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文章提出通过健全治理体系、健全人才引进与开发机制、优化精英治理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等途径来促进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与农村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三治合一"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强调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模式。鉴于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乡村治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乡村治理与农民矛盾日益激化等问题,应借助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合作共治局面。     

乡村治理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探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讨会综述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治理有效"的发展目标,2018年10月27-28日,《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主办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甘肃省委党校等40多个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就如何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以下对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综述。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村民自治虽然是近30年来乡村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但乡村实际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除了存在"1+N"的治理体系与"横向"的权力分割外,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发展,主要体现为村民小组的作用凸显、宗族复兴及各种民间组织兴起,这促使着乡村治理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来的村级治理单元被突破或重构,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一些新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使得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这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及主体地位凸显,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深化。     

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小岗经验”

正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如果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滥办酒席、薄养厚葬、攀比炫富、铺张浪费、"等靠要"、懒汉行为等乡村问题就得不到有效遏制,"干部在干,群众在看,还经常抱怨,偶尔还会捣乱"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通过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形成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并落地实施,有效激发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减轻乡村干部负担,是当前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小积分”积出乡村社会新风尚——对宁夏固原乡村文明实践积分制的调查思考

正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为有效解决村级组织号召力弱、环境脏乱差、社会治安隐患多、群众自主发展意识不强等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宁夏固原市探索引入文明实践积分制,建立量化评价体系,让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走出了一条重塑乡村治理、提升乡风文明的新路子,不仅摘掉了"贫瘠甲天下"的"穷帽子",也为乡村振兴、乡村善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基于义乌、余江、泸县3个典型试点地区的观察

调研表明,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乡村现代化转型相辅相成。一方面,宅基地制度改革承载着乡村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改革试点中也存在居住方式和生产方式不匹配、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关系失衡、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融合不足等问题,引发了"集中居住病""被上楼之争" "乡村治理危机""乡村社会困境"等诸多矛盾。从推动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视角出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以推动城乡居民权益平等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为改革路径。     

在乡村治理中因地制宜推进积分制

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党的十九大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对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部署,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等,都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全面部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以乡村治理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的变迁为核心,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及其依赖性特征,探讨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向。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划分为两个时期,按照乡村治理机制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四个阶段。70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表现为乡村治理体制结构的行政化和集权化、乡村治理思维的城乡分治、乡村治理主体的精英化和乡村治理方式的技术化。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将以构建党领导下的"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开放的多元化治理格局为主要方向,实现乡村善治。     

多元治理主体建构:安徽“美好型”乡村治理的新路径

"美好型"乡村治理是安徽省结合农业大省的独特情况,对新农村建设进行的有益探索。乡村建设离不开乡村治理,亦离不开乡村治理主体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更离不开在传统结构上探索科学合理的主体治理模式。本文联系当前"美好型"乡村治理的大背景,并对安徽乡村建设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围绕安徽乡村治理主体展开探讨,并分析其生成逻辑。最终,提出安徽"美好型"乡村治理主体的具体构建。     

以权威、现代、和谐理念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正渝水区乡村治理工作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效果好。渝水乡村治理的效果很好,突破了乡村治理的难点、堵点。如通过"党建+乡村资产资源清理规范""党建+商会""党建+颐养之家""党建+晓康驿站"等解决实际问题,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体现了治理有效。二是接地气。渝水乡村治理模式比较接地气,解决了农民"急难愁盼"的养老、教育、医疗等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的路径论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社会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也面临着从传统村组管理向现代社区治理的转变。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主要面临两大困境:内部治理主体的缺失和治理体制的落后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有利契机,乡村应该紧紧抓住优质社会资源输入不断增加的优势,通过激发乡村社会内生力量,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增强基层组织治理权威等途径来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治理体系优化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为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定的重要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乡村治理体系的持续优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仍存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弱化等多方面问题。只有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作用,积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才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道德“红黑榜”与“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分析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理论分析也需要紧密结合当前的乡村治理实践。道德"红黑榜"即是当前某些乡村地区出现的新型乡村治理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道德"红黑榜"既重视弘扬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标准,同时又增加了脱贫扶志等契合时代需要的新标准。在评选程序方面,道德"红黑榜"坚持村民自治,注重强调公开、公正、公平,坚持奖惩教育相结合,从而激发乡村内生自治活力。同时,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为道德"红黑榜"提供了相应的法治保障。道德"红黑榜"在不同层面发挥了积极的德治功能、自治功能、法治功能,有利于"三治结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数字化技术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

数字化时代伴随着信息技术逐渐嵌入乡村,开启了数字乡村治理新模式,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方向。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解决高速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垃圾围城"困境,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热点及难点。通过对全国数字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案例进行研究,从实践的过程中探讨了数字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现状,分析了其"数治"困境,并从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农村垃圾治理数字化平台、建立多元"数治"智能管理体系、拓宽多元主体数字化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渠道等方面出发构建了农村生活垃圾数字化治理体系,以期助推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和数字能力现代化。     

让城市文明之花在农村绽放——成都市党建引领提升农村社区发展治理水平工作纪实

正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关系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更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因为实际情况不同,每个地方的乡村在治理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刊开设"乡村治理"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典型经验,以期各地在推进乡村有效治理工作中有所借鉴与启迪。     

多元共治理念下的乡村柔性治理路径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柔性治理是基层治理不断深化的一种新型模式,这种模式在基层治理主体的选择层面,将国家、社会和农民的互动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最终路径。文章从"多元共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在乡村柔性治理中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多样化和治理效果的多面化,以期构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治理秩序良性互动。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