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创新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过程、战略与绩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创新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的中国情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实践和理论创新都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家族企业正在步入代际传承的高峰期,家族企业传承从来不只是任期的交接,而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具有战略地位的关键事件,深刻影响了企业的战略转型、技术创新、跨代创业与其它重要事宜。因此,不少企业家族和学者常常将家族企业传承视为企业转型和持续创业的重要契机。华帝股份和宁波夏厦齿轮的案例研究表明,一代与二代的社会情感财富存在差异是传承中战略变革的阻力和推力差异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一代家族性资源为二代组合创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传承的策略性要素推动二代从适应性组合创业到选择性组合创业到一代+二代选择性组合创业的转化。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的理论视角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主流管理理论增长放缓,而二者特有的理论视角发展更快,创业研究话题呈现多极发展趋势。创业者个体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通过效果逻辑和因果逻辑对创业绩效产生了影响,即创业决策逻辑是二者的中介机制。高新科技企业创新方面,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的有效互动有利于管理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矛盾需求,从而提升创新绩效;企业研发国际化对母公司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吸收能力和地理多样性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家族二代何以成为企业创新的推动者？——家族传承异质性对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根据传承异质性水平不同将家族传承模式分为父子共同创业继承和内部培养继承，从企业创新角度理解“代际传承之困”。研究结果表明，与培养继承的接班二代相比，父子共同创业的二代接班后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更高、创新绩效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持股比例提高、一代创始人在企业“垂帘听政”缩小了两类传承方式下家族企业创新的差异，此外二代性别和受教育水平对传承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父子共同创业二代继承的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高，并且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新型加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历史为依据，考察不同传承异质性水平下企业创新行为，对家族企业顺利完成代际传承、实现“基业长青”具有一定的启示。     

温州“企二代”跨代创业意向的实证研究

温州家族企业业已进入代际传承的历史时期，跨代创业是保证众多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文以165位“企二代”为样本，探索了影响跨代创业意向的因素。研究发现，“企二代”的个体特质、面临的创业环境、创业态度对跨代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进一步激发“企二代”跨代创业意向，提出了从“企二代”自身加强创业学习、企业家一代强化传承教育、政府营销良好创业环境的建议。     

现金持有对家族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影响——基于CEO来源的视角

当前我国家族企业已陆续进入代际传承的重要阶段,企业CEO也出现了由一代、二代或外部经理人这三种不同来源的安排。不同来源的CEO从现金持有的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代理动机出发,会选择不同的现金持有战略,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文章以2010-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现金持有水平与企业市场竞争力之间的一般关系,并根据家族企业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推断家族企业现金持有是否同样具有竞争优势,还进一步研究家族企业不同CEO来源对现金持有竞争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企业的现金持有能够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即家族企业存在现金持有的竞争优势。而且家族企业CEO的不同来源会对企业现金持有的竞争优势产生较大影响,具体说,家族创始人CEO由于维护社会情感财富和代际传承等原因,可能会损害企业现金持有的竞争优势,降低家族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家族二代CEO出于二次创业的动力,反而会加强企业现金持有的竞争优势;外部经理人担任CEO为了个人声誉和薪酬,也会显著加强企业现金持有的竞争优势。文章从家族企业这一特殊样本出发,丰富了家族企业现金持有竞争优势的研究,并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视角,独特地研究了不同CEO来源对家族企业现金持有竞争优势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扩展了代际传承经济后果的研究。     

宁波家族企业优良家风传承路径思考

<正>世界500强中有40%是由家族所有或者经营。海内外多家知名企业的家族传承过程表明，家族企业要想做到源远流长，薪火相传，一方面需要传承和发扬创业者的“家风家训家规”，另一方面要有一个专业、均衡、有效的治理结构。这是影响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商道”。这种“商道”，不论是创业式传承、家族共同约定、家族幸福基金、文化传道、财富接力，都是基于接班人对于老一辈创业者企业文化的认同。当前，民营经济的第一代创业者大都进入代际传承的重要关口，在遭遇特殊时期和对外开放等多重文化侵袭下，家风家训的回溯、传承与坚守对于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尤为要。     

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传承期绩效表现——来自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在遵循“数字化基础设施（ABCDM）—互联网商业模式—企业信息化建设”数字化逻辑的基础上，文章基于2017—2021年上市家族企业年报，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模型，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代际传承动态过程中绩效表现的影响机理，打开了差序格局情境下，中国两代人协同治理家族企业的数字化效益实证研究“黑箱”，对“为什么家族二代应该引领数字化变革”作出回应。结果表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减少冗余资源和弱化代理成本三重路径提升传承期绩效，但在不同传承和创新属性视角下表现出显著非对称性效果，即处于父辈掌权且子辈辅佐父辈阶段以及高创新强度的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与绩效驱动效应更强。实证结果为二代引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支持，同时为其在数字化情境下打破企业边界、优化业务流程、整合外部资源提出探索性建议。     

家族企业价值观传承与战略变革——基于探索性的案例分析

隐形知识的有效传承是中国家族企业实现永续经营的关键。然而,已有研究过分强调家族企业隐形知识的代际一致性,却忽视了隐形知识代际差异与企业战略变革间的关系。该案例研究基于家族企业二代主体行为视角,在梳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价值观一致性与价值观偏离的基础上,构建了家族企业价值观传承与战略变革模型。同时,进一步构建了家族企业价值观的代际传承框架。文章研究凸显了创始人对家族企业的深远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传承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讨论。     

铺路还是设障?领导人的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战略变革——对华帝股份跨代继任的案例研究

传承和转型是当今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的两大命题，不少家族企业寄希望于通过传承来实现战略转型，然而二代继任者的战略变革往往阻力重重。现有文献多关注继任者的变革动力，少数关注阻力的文献也多归因于经济动机，不足以深入解释代际传承过程中战略变革面临的复杂冲突。文章引入社会情感财富（SEW）观点来分析华帝股份代际传承过程中战略变革障碍的变化，借此来拓展SEW的观点。我们将案例分成一代控制、两代共治和二代控制三个阶段来分析一代战略决策者的变革障碍、一代之间对于战略变革的分歧、一代和二代之间战略变革的冲突，发现（1）原有战略实施中形成的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的情感关系会阻碍战略变革，决策者对原有战略实践的投入会形成对它的情感及持续承诺，也会阻碍战略变革；（2）一代成员追求不同的SEW会导致一代（泛）家族成员对二代及其推动的变革形成不同态度，阻碍两代共治下变革的推进；（3）继任者缺少与卸任者共同的SEW减少了其推行激进变革的心理障碍，一代共同SEW的弱化导致其合作瓦解，为二代推行激进变革扫清障碍。上述发现揭示了细分SEW对于从个人层面分析家族内决策冲突和动态变化的价值，也提示了SEW的动态性和作用的两面性。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已成为国内家族企业创始人所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对于家族企业如何更好地传承、家族企业应使用何种代际传承治理模式这个问题,本文主要从代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管家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对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和分析,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本文对不同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分析总结,构建了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治理模型.最后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本文认为家族信任关系理论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也会产生影响,提出了基于信托视角下的治理模型,以指导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更好地进行代际传承.     

家族二代涉入如何提升企业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研究

现有文献从不同理论视角解释了家族企业内部治理、家族成员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配置以及家族成员特征等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忽视了处于传承阶段的家族二代涉入问题及其对企业的作用。本文从所有权和管理权涉入两个方面分析家族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通过对616家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家族二代所有权涉入程度凸显了家族财富的传承意愿,对资本市场的价值反映具有积极意义。同时,管理权涉入的调节作用表明,家族二代的管理权配置是对家族所有权继任行为形成的“一致性承诺”,使二代家族所有权涉入和管理权涉入形成较好的效率配置形式,强化了家族企业持续经营的长期战略导向。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家族传承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未来研究方向,对于家族企业管理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前沿与热点:基于BibExcel词频软件的文献计量分析

为了识别近十年国外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知识体系的演进发展趋势，文章基于近10年国外创业与家族企业核心期刊的关键词数据，利用BibExcel词频分析法列出了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常见的理论视角与话题，并通过趋势分析，推测未来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方向。研究发现，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的理论视角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主流管理理论增长趋势放缓，而创业和家族企业特有的理论视角得到了更频繁的关注。话题关键词部分，创业研究呈现出了多极发展的趋势，家族企业研究则对传统的话题如传承、代际创业与家族性等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热度，而战略领域的主流话题在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也富有旺盛的活力，中小企业的筹资、投资行为是上升最快的议题，而家族企业与新创企业的非经济作用，如企业社会责任等也受到了更多重视。     

二元技术能力、进化创业行为与创业绩效:多重中介模型检验

以渐进寻优、不断迭代为特点的进化创业行为是企业面对复杂多变环境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行为逻辑，一直未受到重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进化创业行为的概念、基本特征和多维构面的理论分析，对进化创业行为的技术能力基础的探索较少。而现有对创业行为的技术能力基础的分析多关注于物理技术能力，较少关注于社会技术能力，更别说探索进化创业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在二元技术能力转化为创业绩效过程中的积极效应。文章遵循"能力-行为-绩效"的基本逻辑思路，构建进化创业行为对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关系影响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58份创业企业的调研数据，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进化创业行为在二元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效应。（1）微创新、风险投资行为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战略更新在物理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2）微创新、战略更新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风险投资行为在社会技术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丰富了进化创业行为的现有研究，为建立以进化创业行为为核心的中小企业更新与试错机制提供丰富的理论指导。     

创业导向下女性高管对家族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来自性别属性与家族属性的双重效应

文章通过区分家族女性高管和非家族女性高管两类群体，实证检验了在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的过程中，性别属性与家族属性带来的双重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独立型女性高管相比，与控制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亲缘型女性高管参与治理会对家族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且在内部创业导向下该积极作用更显著。独立型女性高管对财务绩效无直接显著作用，且在内部创业导向下，会削减家族企业的绩效，在外部创业导向下也没有体现出积极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在以内部创业导向为主的家族企业中，家族经验、家族关系等家族属性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女性角色在家族企业治理中的不足，为日益蓬勃的女性后代继任的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给出了一定的有益指导。     

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创业日益成为我国创业活动的重要形式，社会创业企业由于兼顾双重使命导致其面临严峻的资源困境。资源拼凑被认为是突破资源困局的有效途径，然而，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驱动机制尚不明确。文章构建了先前经验、社会网络、市场导向、创业导向、环境包容性影响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理论模型，以国内26家社会创业企业为样本，运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资源拼凑行为具有不同的前因组态，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低市场导向、低创业导向的联动匹配能够激发社会创业企业要素拼凑行为；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高市场导向、低环境包容性的联动匹配能够激发社会创业企业市场拼凑行为；高先前经验、高社会网络、低市场导向、高创业导向、低环境包容性的联动匹配能够激发社会创业企业制度拼凑行为。本研究丰富了社会创业领域及资源拼凑理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社会创业企业突破资源困境也具有重要启示。     

不平衡时代的创新与创业研究

不平衡是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对于创新与创业而言，正是因为时代的不平衡而孕育了更多具有时代特色的创新想法和创业机会，也正是因为时代的不平衡为中国情境下的创新创业研究理论开发带来了更多挑战。在此背景下，首先，客观环境的不平衡来自创业者的主动感知，解决不平衡问题需要提高创业者的创新、创业能力，而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创业认知加工和积极心理资本发挥作用。创业者通过环境扫描进行信息加工从而引发认知变革。创业团队知识和经验异质性带来了积极的心理资本。其次，合法性是创业企业在不平衡时代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心剂"。创业学习、关系网络都有助于企业获取合法性、解决新企业的合法性困境。创业企业战略选择和战略导向对于创业合法性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最后，创业与创新融合下的商业模式创新逐渐成为不平衡时代的研究热点。商业模式创新需要适宜的资源开发、机会开发或机会-资源一体化开发行为支持，且机会、资源的开发还离不开由"环境-组织-个体"所组成的多层次影响因素发挥的联动效应。     

学历对劳动者创业决定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0、2012和2015年的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探讨了个体受教育年限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并引入性别、家庭背景两个调节变量分析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由于模型存在内生性,选取个体英语水平作为工具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学历对创业倾向有抑制效果,即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创业倾向越低;男性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对其创业行为的抑制效果相较于女性明显减弱;所处家庭背景较好的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对其创业行为的抑制效果明显增强。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制定相关创业鼓励政策具有参考作用。     

Taiwan's Entrepreneurs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Evolu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in Electronics and IT Industries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s the concept of coordinating entrepreneurship to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More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explains and illustrates how Taiwan-born technopreneurs move between Silicon Valley and Taiwan's Hsinchu, thereby promoting Taiwan's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ndustries. With their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social network, Taiwan-born technopreneurs even turn Dongguan, a farming village in south China, into a modern IT industrial cit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as a result of the coordinating efforts of these entrepreneurs,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plants scattered around the globe are integrated into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s illustrated by IT firms in Silicon Valley, Hsinchu and Dongguan.     

精英身份与农民创业：趋名还是逐利？

农村精英群体因具有独特的优异特质和能力素养成为农村创业的主力军，但是农村精英能否通过创业实现"名利双收"？学术界尚无定论。文章利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数据得到以下研究结论：①农村精英的创业并非纯粹的"逐利"行为，而是追随内在的"趋名"导向，农村精英创业主要是为了实现家庭社会地位的提高、村落人缘水平的改善、村落话语权的增加等非经济目标，这种"趋名"导向使得创业者配置于经济目标的注意力资源相对不足，进而制约了其"逐利"目标的实现。②随着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农村创业者的精英身份对经济目标的注意力配置不足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即丰裕的家庭经济资本将弱化精英身份对实现经济目标的制约效应；同时，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将进一步强化精英身份对非经济目标的提升作用。③随着外部制度环境的完善，精英身份对农民创业经济目标的注意力配置不足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即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将弱化精英身份对实现经济目标的制约效应；同时，外部制度环境的完善将强化农村精英群体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本文基于创业动机理论与注意力基础观分析了精英身份在农民创业过程中的经济效应与非经济效应，探讨了农村精英群体在"趋名"与"逐利"之间的权衡与取舍，并将家庭经济资本与外部制度环境纳入研究框架，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农民创业模型，丰富了农民创业理论的研究范畴。     

中国创业政策的历史变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地位的逐步确立,我国创业政策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过程。创业政策的历史变迁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的,并受社会就业形势的影响,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创业政策;第二阶段,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创业政策;第三阶段,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创业政策;第四阶段,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