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后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广义矩估计分析

本文基于1995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GMM分析方法,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角度对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全国方面:财政分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正,这表明财政分权提高了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各地区方面:由于各地生活水平、自然条件以及居民消费偏好不同,财政分权对各地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同,财政分权与东部、中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都呈正相关,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财政分权度的衡量方法研究——兼议中国财政分权水平

财政分权度是研究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性指标。本文对传统联邦主义理论中、OECD国家和中国使用的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方法和指标进行了考察,认为:1.研究目的不同,国情不同,应采用不同的分权衡量方法;2.单一财政分权指标往往不能全面客观评价一国的分权水平和发展趋势,尤其是在财政体制较为复杂的国家,如中国。3.税收自治权是政府间财政分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以税收权的不同层次衡量财政分权度是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做法,也是较为系统的分权衡量方法。     

财政分权、官员腐败及其防治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转轨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也呈现出多样化,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问题,由此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财政分权理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而是开始更多地对社会、经济的其他问题进行理论探索.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整理,对财政分权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应用于腐败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评述,为防治腐败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财政分权与空气污染——以“省直管县”改革为例的研究

基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雾霾)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估计发现,财政分权恶化了空气质量;其次,异质性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耗较少省(市、区)和非百强县子样本中更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证实,财政分权通过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加剧地方政府竞争两个方面作用于空气污染;最后,将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比较分析发现,行政分权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本文的研究为从环境视角评价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     

中国财政分权的多维测度与空间分异

财政分权的准确测度与衡量,是研究分权本身需要解决的前提性和根本性问题。本文通过量化中国大陆31个省级政府在有限财政分权中体现出的相对优势,将纵向的中央、省级财政分权安排和横向的省际间可比关系转化为涵盖两大方面、六个不同侧面的多维指标体系,加权计算出各省财政分权的综合水平。在清晰探索出省际差异和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借助空间计量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中国财政分权在非均质地域上的空间相关和集聚现象,部分揭示了其潜在逻辑和深层次成因,从而为探讨政府间财政博弈关系、构建地区间财政协调机制以及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双刃剑”上的中国财政分权——基于经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诱致型的波动是对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合理的刻画,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波动的根源.利用1994-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具有双面作用,一方面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导致中国经济的波动,而波动的根源是分权体制本身.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和预算软约束的相互作用会激励地方政府无论在经济衰退期还是繁荣期都采用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正是这种财政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财政分权对信息化发展的影响:增长激励与制度阻碍

目前关于财政分权与信息化发展关系的研究尚为空白.对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不仅要从宏观经济层面入手,还可以从产业层面进行分析.本文将影响信息产业生产活动的财政分权分为两种模式,通过建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效用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偏好对信息企业发展的影响,并用中国近十年分省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对比分析不同分权指标的回归结果.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信息化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偏好有助于信息化的发展;在影响信息化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劳动力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财政分权无疑对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本文采用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1986～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财政分权对省际名义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总体上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支出分权比收入分权对经济的影响更大;财政分权对各区域经济影响不同,财政分权的系数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居中,东部地区最小,表明财政分权将会对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和中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财政分权与中国区域碳减排效率实证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通过构建模型解析了财政分权情境下中国地方政府制定碳减排标准的微观机理。结合1995—2012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进一步测算了全要素碳减排效率,并以其为因变量验证了财政分权对碳减排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CO2减排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适当的财政分权有利于提高CO2减排效率,而过度分权则会适得其反,而就当下大部分地区财政分权状况而言,中央政府可以选择适当提高分权水平以提升CO2减排效率。同时,立足于不同的财政分权水平,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引发的市场分割将会进一步改变财政分权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interest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mpirical studies, however, are not conclusive regarding their correlation or causality. The present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Developing a dynamic model, we argue that decent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ed hand in hand, interacting one another, and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is not monotonic but evolutionary. We also show that there will exist multiple steady states and that political decision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general fails to lead the economy to the most desirable one.     

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实证上仍然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文章首先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测度了378对省际间的市场分割度,随后,利用1986~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经济分权、对外开放、FDI、相对财富、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和地理距离对市场分割程度的影响,重点研究财政分权对市场分割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尤其是收入分权,而经济分权则降低了市场分割度,有益于市场一体化进程。此外,FDI、对外开放、政府相对规模、预算外支出占预算内支出比重是加剧市场分割的因素,而相对财富的提高则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     

中国居民消费决定中的财政分权因素

本文首次建立引入财政分权因素的跨期消费资产定价模型,证明中国财政分权是居民消费决定中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带来居民收入增长,进而促进消费的增加;另一方面,分权程度提高会导致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进而引起消费的下降。基于中国29个省区1990-2009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判断。研究发现:预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同时受财政分权因素影响,当它们共同进入模型时,只有预期收入水平系数显著为正,收入不确定性变量系数显著水平不稳定且符号不符合预期。无论引入控制变量,还是调整变量度量指标,研究结论都是稳健的。缺失财政分权因素的消费资产定价模型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解释力,融入财政分权因素的模型则较好地拟合中国实际。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

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转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只看到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忽视了在制度供给失衡的情况下,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它对长期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会产生诸如腐败等问题。文章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恶化了腐败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来缓解其负面效应,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财政分权实践的不断推进,财政分权理论研究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有关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可谓是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对财政分权后果的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是,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财政分权的利弊之争持续不断。因此,有必要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进而获取有益的启发。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一个荟萃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实证结果是否受到具体研究特征的影响,文章选取了现有主要实证文献进行荟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实证结果受到不同研究特征的影响,尤其是"正向显著效应"的实证结果受到"区域、劳资增长率、其他改制、预算内资金"等研究特征的显著影响。通过漏斗不对称检验后发现,样本文献存在发表偏倚问题,且发表偏倚主要发生在支出分权上。     

Do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mote the inflow of FDI in China?

This paper tests whether China'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romotes the inflo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1995–2002, we find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ward FDI,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factors, and fixed time and province effects in both LSDV (Least squares dummy variables) regression and system GM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estimations that address the endogeneity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results are robust to six measure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at consider budgetary amount, extra-budgetary funds and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 simple theory is offered to explain the findings. The results during 1987–1994 are further contrasted.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also prese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