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职能:问题、成因及转变

本文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职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发现地方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根源来自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和行政集权体制之间的矛盾,在财政分权与行政集权的体制设计下,地方政府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而地方官员由中央或上级任免,承受上级政府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考核压力,这导致地方政府重视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路径及体制保障。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多级政府结构往往为传统的财政政策文献所忽略。本文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结构引入主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财政分权下地方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财政分权的多级政府基准模型可以解释约64%的总产出波动、47%的投资波动以及62%的消费波动;(2)地方性公共投资对本地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地区间贸易对其他地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且该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财政竞争程度的加深而显著加强,因此财政竞争为地方性投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传导机制;(3)反事实分析表明,深度财政分权会在短期内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而削弱中央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同时又在长期提高整个经济总产出与社会总福利。本文为定量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的财政政策动态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县级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的财政分权模式选择研究

自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在地方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财政分权在保增长的同时也拉大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一些与财政分权体制相配套的辅助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省以下改革相对滞后,降低了财政分权体制的实施绩效。推进县级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理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建立合理而持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仅能提高经济效率,还可在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励下的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将大量可支配财力用于支持经济建设,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长期不足,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GDP高度繁荣的背后却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不足,亟需从完善体制机制入手,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第一,清晰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第二,实施政府财政层级改革;第三,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分权还是债务增发*

财政政策工具实际操作偏离最初设计将会降低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加剧。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性调控目标，本文关注财政分权深化和政府债务增发的逆周期性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政策总体呈现顺周期特征。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放大了地方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地方政府债务增发使地方财政政策呈现逆周期特征。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及其收入面、支出面均呈现顺周期性，由“顺”转“逆”的债务平衡点分别为0137，0113，0209。当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都在债务平衡点之下。驱动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内在因素是官员晋升激励。晋升激励的程度越高，地方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就越大。但外部市场融资环境的波动削弱了地方政府债务逆周期调控的力度。本文的政策主张是，不宜过度财政分权，应该扩大地方债发行规模，促使地方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对财政分权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即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利用1999-2007年各省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省份,制造业中对治理水平要求越高的行业增长越快.这个结果证实了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政府治理,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假说.本文的研究说明为了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应适当增加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扩大地方政府分权程度.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异化和地区经济增长

财政分权改革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国分权改革面临的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财政分权从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应修正第一代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假设.因此,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深化财政分权改革的同时,控制地方政府规模,优化地方政府支出结构,降低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经济成本,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中国地方政府的“相机抉择依赖症”与地区经济波动

近年来,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出现使得现有财政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出现软化的迹象。在这一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制定相机性财政政策时更少地基于稳定地区经济考虑,而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财政收入和地区利益。这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长期呈现出较大的随机性特征,不利于地区经济稳定。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进行分解,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地方政府的相机性财政政策对异常消费具有一定的平抑作用,但加剧了异常投资的波动。相对消费波动,投资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所以我国地方政府的相机性财政政策实际上隐含了较大的经济波动风险。这一结论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中注重构建对地方政府经济活动的内生制度约束提供了经验支撑。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地区经济增长——一个基于经验的判断及检验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既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政府将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逐步分解和下放的过程。财政分权则是中央逐步将财政收支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而影响政府和市场在配置地区经济资源的权力结构得以实现的。     

财政分权:促进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可置信承诺机制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改革。财政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导致地方政府间争夺经济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提高了救助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可以作为一种承诺机制,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机理分析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逐本地区经济利益的动机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两大动力。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更快增长而激烈竞争。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近年来GDP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长期忽视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短缺和城乡间、地区间的严重不平衡。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切实从体制和机制上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良好的制度基础。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已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财政分权体制,近年来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许多体制结构的问题,其中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分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及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以期对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所借鉴.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该文在 Zhang 和 Zou(1998)与 Lin 和 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财政分权对信息化发展的影响:增长激励与制度阻碍

目前关于财政分权与信息化发展关系的研究尚为空白.对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不仅要从宏观经济层面入手,还可以从产业层面进行分析.本文将影响信息产业生产活动的财政分权分为两种模式,通过建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效用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偏好对信息企业发展的影响,并用中国近十年分省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对比分析不同分权指标的回归结果.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信息化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偏好有助于信息化的发展;在影响信息化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劳动力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     

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利用1999-200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对税收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分区域看,提高税收分权度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消极作用。其原因并不是税收分权本身对经济增长有消极作用,而是不合理的税收分权制度安排,抵消了分权带来的激励效果。因此,要提高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效果,就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权关系,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关系,明晰各级政府的税权范围;理顺税费关系,规范制度外收入渠道,完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破解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型激励导致政府职能的经济增长导向,而不完善的财政体制安排、官员产生的公共选择机制和人员自由流动的Tiebout机制的双重缺失进一步强化了政府职能的增长导向,社会管理职能却被大大忽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导致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产生公共事务中的"集体行动困境"。进一步改革不能将焦点全部集中于地方政府,换言之,中央政府事权"下移"、经济增长型激励异化、过度的政府支出地方化和监督制约的缺位共同造成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增长导向和经济社会非均衡发展。必须辩证看待转轨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所处的制度环境,通过政治突破、体制突破和外部保障机制等更加综合的政策措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