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保护与市民化研究

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保护对其在城市中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在克服了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等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和其他因素相比,社会保护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护对弱势群体的市民化作用更为明显;在农民工群体内部,文化程度或者职业地位越低,社会保护对其市民化的作用越明显。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重要症结应该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保护的缺失,而农村社会保护因素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或者在城乡之间进行往复式流动便成为部分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是我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工市民化缓慢已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结合西安市417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实证研究西安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其生活满意度、个人背景、与城市居民差异和收入福利这4个因子的影响,其中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强,而住房、收入和工作稳定度又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降低其寻找工作的成本提高工作稳定度等方面给出建议,帮助提高西安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北大核心

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有效落实是实现我国从传统农业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但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将试图身份城市化的农民工群体限定在进退两难的城乡边缘地带。研究探讨了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内涵及意义;从文化歧视、经济困境及政府政策错位等方面揭示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进程所遭遇的现实困境;给出社会文化重塑、经济保障及政府政策优化等推进农民工身份市民化战略的可行对策。     

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有效落实是实现我国从传统农业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但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将试图身份城市化的农民工群体限定在进退两难的城乡边缘地带。研究探讨了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内涵及意义;从文化歧视、经济困境及政府政策错位等方面揭示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进程所遭遇的现实困境;给出社会文化重塑、经济保障及政府政策优化等推进农民工身份市民化战略的可行对策。     

人力资本、地缘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本文从成本收益分析视角探究人力资本、地缘特征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构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因素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江西省460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地缘特征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越多、提升地缘特征的推拉力越具优势,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应提升农民工、政府承担个人成本、社会成本的能力,从而建立合理分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     

心理所有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和社会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聚焦农户产权心理特征,分析心理所有权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和社会质量的调节作用,为理顺宅基地产权关系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研究结果:心理所有权抑制了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相对剥夺感在心理所有权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大小为40.386%。不同维度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中介作用大小表现为:社会剥夺感>经济剥夺感>情感剥夺感。社会质量在相对剥夺感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起调节作用,其中经济剥夺感主要由社会经济保障调节,社会剥夺感主要由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调节,情感剥夺感主要由社会凝聚调节。研究结论:重视并帮助农户理顺宅基地产权关系;多元路径分类推进,切实保障农民差异化的权益需求,弱化农户的相对剥夺感;围绕社会质量四维度,全面提升农户的社会融入能力。     

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文献述评、理论建构与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础课题,对农民工市民化实践也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未能全面建构相关因素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的社会人思想出发,运用结构、过程与后果相统一的系统方法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有7种影响因素,即城乡二元结构、经济现代化、国家政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及城市的市民化容量与需求,其中前3种是历时性社会环境因素,决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历史进程;后4种是共时性主体实践因素,形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路径。这一发现,为理论上的农民工过程逻辑建构提供了前提,也在实践上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规划、政策、成本、农民工发展等系列政策创新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一个政策思路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一个政策思路,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采取何种配套措施,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艰巨任务。本文基于发展机会的均等性和发展成效的共享性两大维度在对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本质要求进行论述的基础之上,全面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对新型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促进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合理提升其福利水平;健全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确保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制度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思路,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包容性发展。     

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安徽的实证分析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课题组对江苏、安徽两地680名建筑农民工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借助统计学分析软件,对可能影响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各自变量进行了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并对通过卡方检验的变量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属性中的受教育水平、技能水平和是否愿意长期从事建筑业工作对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社会属性中的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和职业化程度对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亦有显著影响。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及其原因,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及自身身心素质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对策建议。     

“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尴尬的境遇。因此,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处于"虚城市化"状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队伍的发展壮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也改变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做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工作,确保农民工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也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文章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诉求入手,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的问题,探讨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路径。     

社会分层视角下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分析

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阶层分化。不同阶层的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有所差异。中上层农民工落户在大中城市的意愿最强,成本和代价并不高,中上层农民工在大城市落户问题是当前户籍问题的首要。底层农民工更倾向于定居中小城镇,他们对农村户籍所附加的土地、生育和社会文化因素的依赖性很强。发展中小城镇经济,为底层农民工提供稳定的社会保障,渐进式地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土地、生育等剥离是底层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农民工分层:市民化实现的必然选择及其机理浅析

在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中,如何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城镇化与市民化是关键任务。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基于职业差异的农民工在各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层次分化,表现在对市民化的需求上也各有不同。因此,在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积极因素推动下,将不同职业的农民工分层分类区别对待、引导其融入各类城市是解决广大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90后”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90后”农民工在农业转移人口群体中具有鲜明的特点,做好“90后”农民工市民化工作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打工主体,而“90后”农民工群体中仅有3.8％愿意回乡务农,75％的人“选择经商、开办工厂或去企业工作”.     

就业质量、社会交往与农民工入户意愿——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农民工调查

本文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19个城市1436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固定效应Logistic模型,探讨就业质量、社会交往对农民工城市入户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强烈,具有明确入户意愿者仅为24.6%。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职业发展、主观满意度)越高,入户意愿越强;但短期和不公平的合同降低农民工入户意愿。新生社会网络、家庭支持和组织参与显著提升入户意愿。较低就业质量带来的经济、社会交往、心理效应制约农民工主动市民化。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上,综合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是快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     

就业质量、获得感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

基于8城市12370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入户意愿总体不高,愿意入户比例未超过一半。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即在国有部门就业、自营劳动者、月收入和社会保险水平越高、参加技能培训、本地工作时间越长、职业预期稳定性高、主观职业地位越高,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越高;但超时劳动、单位包吃住、签订劳动合同则显著不利于入户意愿的产生。就业质量还会通过获得感间接影响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获得感是劳动时间、工资收入、技能培训、职业预期稳定性、主观职业地位与入户意愿的中介变量。据此,建议从就业能力和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增强农民工的获得感,助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西南三省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是影响市民化意愿的三个潜变量,且影响程度依次降低。人力资本中的学历,社会资本中的新型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中的幸福感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