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模型框架下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政府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而产出-资本比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生产函数,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税前和税后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认为存在着一个能使产出-资本比最大化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国家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弱正相关,而教育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2)在我国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弱负相关,财政教育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而财政科学研究支出与税后产出-资本比强负相关。     

灾难冲击与我国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引入政府生产性支出拓展了包含灾难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数值分析表明,相对于不含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灾难冲击模型,该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等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在规则行事与相机抉择两种情形下对比分析了我国面对灾难冲击时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应对灾难冲击时,相对于相机抉择,规则行事造成的经济福利损失较低;(2)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灾难冲击对消费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但同时会弱化债务对灾难冲击的吸收作用;(3)引入通货膨胀惩罚(或厌恶)后政府可以更多地倚重于债务发行来吸收外部不利冲击,从而缓解相机抉择下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减少经济福利损失。     

财政支出、经济外部性与政府双重角色转换——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将政府财政支出分解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建立了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政府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非线性替代关系函数。将政府公共生产性服务和公共消费性服务的双重角色加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不同经济结构下政府的双重角色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弹性系数正在变小,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逐渐消失;在合理监管下,政府消费性支出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且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大对财政消费性支出的监管力度。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多级政府结构往往为传统的财政政策文献所忽略。本文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结构引入主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财政分权下地方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财政分权的多级政府基准模型可以解释约64%的总产出波动、47%的投资波动以及62%的消费波动;(2)地方性公共投资对本地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地区间贸易对其他地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且该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财政竞争程度的加深而显著加强,因此财政竞争为地方性投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传导机制;(3)反事实分析表明,深度财政分权会在短期内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而削弱中央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同时又在长期提高整个经济总产出与社会总福利。本文为定量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的财政政策动态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扩张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将消费税、投资补贴、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分析了我国结构性减税及投资补贴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减少资本收入税的作用力度最大,但可能使经济大幅波动;减少劳动收入税,可对经济起到微调作用;增加投资补贴在刺激投资的同时却抑制消费;减少消费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促进收入合理分配。本文在构建模型时还将政府支出引入了生产函数,认为其亦具有生产性,并通过财富负效应和收入正效应解释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挤入效应"。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进行结构性减税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必要的,两者都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而对债务或赤字的调控则应具有长期视角。     

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建中国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并对改革后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考察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财政政策的效应问题。研究发现,在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中,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以解释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中国经济波动是技术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共同产物。此外,本文证实改革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对腐败的影响效应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是影响腐败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本文建立腐败的客观衡量指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及政府支出规模、市场化程度、教育水平、工资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腐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寻租性支出、提高生产性支出对腐败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控制政府支出规模、提高私有化程度对反腐败也有显著正效应;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对腐败存在着预期的负效应,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教育水平和政府公务员相对工资的提高不利于反腐败,这与大多数实证分析的结果相反。     

中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1978-2004

公共支出总量反映着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规模与深度,体现了政府的成本支出。但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也体现在结构关系上。作者对中国1978-2004年间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中国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为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从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及其他支出的结构产出弹性为正,行政管理支出结构产出弹性为负。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在提高公共支出总水平的同时,应注意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     

我国财政政策是否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基于区制转移DSGE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区制转移特征的DSGE模型,考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联合动态效应,回答我国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是否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并对我国在不同区制下静态和动态财政政策乘数进行测算,同时对我国2008—2010年的四万亿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1)区制转移模型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应系数结果说明我国在经济高涨期和经济衰退期采用货币政策调控主要目标是产出,对通货膨胀容忍较高,我国财政政策对政府发行债券收入反应非常不敏感,税收与政府支出及产出间关系密切;(2)模型脉冲响应结果说明在不同体制下我国政府支出影响均衡的传导是相同的,我国财政政策实施能够使主要经济变量受到冲击后回到均衡状态;(3)对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结果小于以往学者测算结果,我国四万亿财政政策实施效果模拟显示政策拉动了产出,四万亿投资较好地熨平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意外冲击,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负面效应则是同时挤出了私人消费,通货膨胀加剧。     

扶贫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基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经验研究

扶贫是否会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决策的扭曲,有待实证检验。本文采用回归间断点设计方法(RDD方法),实证分析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该计划使国贫县获得了更多的财力支持,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增长也更快;但其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较慢,生产性和服务性公共支出增长较快。上述发现说明:扶贫导致地方政府将较多财政资金用于有助于减少贫困的生产建设和公共服务,而非行政消费。     

政府规模与宏观经济稳定性 ——来自新兴市场经济的证据和RBC模型的分析

本文研究的核心是政府支出和收入规模对于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消费规模对产出具有非稳定效应,一般性政府支出规模和产出波动率的负向关系可能并不存在。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累进型税收机制和需求扰动型政府支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RBC）,模型拟合出政府支出规模的非稳定效应和税收的稳定效应。当将政府支出视为生产性支出后,支出规模的稳定效应体现出来,虽然在规模进一步扩大后稳定效应会消失。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土地财政与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地区多部门波动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在房产需求冲击传导和溢出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表明：单个地区的房产需求冲击首先通过房地产部门传导至该地区财政收入,导致当地公共支出波动。在两级政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动机开展对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因此,另一地区的公共支出也会同向波动,产出、消费等宏观经济变量同步受到影响,冲击带来的影响随之溢出。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地区间竞争的机制将可以传导和放大整体经济波动。更换居民效用函数形式、在非房地产部门引入工业用地作为生产要素等稳健性检验均不会改变结论。此外,基于现实情况,本文还在模型中引入了劳动力供给时长的内生决策、劳动力的行业间配置、央地税收分成等拓展机制,阐释了拓展机制对模型结果的影响。这一研究将为地区间竞争机制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波动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公共资本性支出、经常性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一个含有两类不同产出能力的公共商品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数理分析得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优公共支出结构的依据是公共商品各自的产出弹性.进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3个发达国家1972～2009年的公共支出实践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常性(资本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负)效应.该研究结论为平衡预算下的公共支出结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技支出及专利产出的影响

运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科技支出及专利产出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对高校和企业的科技经费资助对高校科技支出产生显著的杠杆效应;政府对企业的资助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影响高校科技支出,企业受到政府的适度资助对高校科技支出产生良好的激励效应;尽管政府资助企业R&D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自身的专利产出,但从整体来看,政府的科技投入对高校专利产出具有正向作用。     

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

利用1979-2008年三次产业的数据和误差修正模型,本文估算了我国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动态无效的长期关系,考察了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对三次产业的生产要素积累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结构效应为正的条件下,当期公共支出的增加能够影响资本和劳动在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三次产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要素积累方式,起到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经济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公共品供给机制,通过"租金"创造机制诱导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能够提升产业结构,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符合赶超型经济的目标要求。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增长效应

中国公共支出的规模与结构在改革以来的时序变化特征与工业化国家明显不同。本文基于协整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支出相关变量的长期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共支出的GDP占比呈反向变动关系,这显示中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适应性性质;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体现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研究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增长率会上升,这说明通过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政府支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基于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对称和非对称倒"U"方程检验民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对其效果的影响,对最优民生支出和偏离最优规模的效率损失进行测度,然后研究消费和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对其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民生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对称倒"U"关系,多数省份低于最优规模,但正向最优规模靠拢;产业结构会提高最优民生支出规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民生支出规模低于最优规模,但西部地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最优规模,偏离最优民生支出的效率损失从东、中到西依次递减;消费和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产业结构对消费性支出效果的影响不显著,但会减轻生产性支出的抑制效应;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民生和生产性支出的扩张而增大,但受消费性支出扩张的影响很小。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社会"二代"现象的现实背景,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依据代际收入流动理论,采用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与程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548,公共教育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弹性为0.154;(2)随着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加越显著;(3)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因此,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应该持续进行,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     

政府发展性支出、产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

为了探索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边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理论上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伴随着政府发展性支出的不断增加,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作用路径。表明过低或过高的政府发展性支出都会导致产业集聚扭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正外部性,进而抑制能源效率的改善,只有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才能发挥产业集聚应有的绩效,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2)利用中国2004—2017年268个地级市的城市面板数据,在规避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通过静态面板交互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发展性支出在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的理论假说;(3)采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了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过程中存在政府发展性支出的双重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2517和0.2946,对不同政府发展性支出水平进行分组计量回归,结果与理论分析中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倒"N"型路径相吻合。表明,过高或过低的政府发展性支出趋向于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适度的政府发展性支出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