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和生产的垂直分工与全球失衡: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的影响

当前的全球失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发展差异的国际分工模型以阐释当前全球失衡的微观机制。在生产过程可分割的条件下,金融发展的差异会使得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在产品创新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则在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两类国家会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垂直分工。当国际商品流动或资本流动完全自由时,经常项目会保持平衡;但是,当国际资本的流动存在障碍时,这种国际分工就会引发经常账户的失衡。本文基于5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程度和FDI净流出都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经常账户余额之间的关系,对于专业化从事创新活动的国家和专业化从事生产活动的国家而言则正好相反,前者是正相关,后者为负相关。这表明本文的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制度环境建设的视角

探索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理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改进建议，对于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制度环境的视角建立了宏观经济模型，引入时间因素求解经济体系的长期均衡，分析资本账户开放与制度环境建设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并使用全球17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进行分组检验。研究结论显示：资本账户开放比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金融稳定，但对制度环境建设不完善的不发达国家的金融稳定有负面影响；完善的制度环境建设能为资本账户开放保驾护航，促进金融稳定；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和制度环境建设可以通过资金流入渠道促进金融稳定，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和制度环境建设可以通过资金流出渠道降低金融稳定，而经济吸引力和投资回报率是资金流动的重要原因。为此，文章提出政策建议，资本账户开放应与中国的制度环境建设相匹配，建议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加强相关的制度环境建设，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吸引外商进行长期投资，防范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对1980至2005年期间全球范围内106个国家或地区的经常账户失衡调整进行了研究,通过界定经常账户失衡进行调整的事后标准进而识别出经常账户赤字或者盈余的不同调整期间。在对经常账户调整期间合理识别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国际经验,并且利用Probit模型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些经济变量对于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本文借助于近30年的经常账户失衡调整的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情况对经常账户收支盈余调整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资本流入的突然中断与经常账户赤字的有效调节

本文选择93个国家在1977～2007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全球性经常账户失衡的现状。在深入剖析经常账户高赤字的具体融资途径及其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本文利用Probit模型对资本流入突然中断对经常账户赤字调节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资本流入突然中断能够显著影响经常账户赤字的调节,并对其经济意义进行阐释。最后就此次金融危机后全球经常账户的状态进行预测,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会带来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改善。     

我国隐性资本流入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情形下,贸易伪报、FDI等构成国际金融资本流入中国的重要渠道。隐性资本的持续大规模流入,对我国央行宏观调控及经济正常发展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因此,理解隐性资本流入的决定因素具有现实意义。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基本变量等内部因素是吸引隐性资本流入的主要"拉动"力,而日美经济增长速度则是"推动"隐性资本流入的重要变量。为此,我国应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强化经济增长质量,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逐步有序开放资本账户,降低隐性资本流动规模。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正当其时

危机后全球失衡的调节将体现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各个层面,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增长率下降、国际资本流入速度下滑,发达国家经常账户下赤字减少、储蓄增加。汇率调整也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善汇率机制,正当其时。     

全球经济失衡环境下我国双顺差的形成机理及政策建议

本文探讨了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环境下我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现象,从双顺差的结构入手,分别分析了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形成原因,并在深入分析双顺差的规模和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保障、汇率、出口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力求在后危机时代促进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象。     

资本账户开放下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研究

文章在含有抵押约束的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探讨了短期资金流动对中国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冲击的表现形式,并据此检验不同政策组合的有效性。结果表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加深将会引发短期跨境资金流动规模的提升,并导致资产价格、债务规模、通胀和产出波动加剧,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特征;基于外资总债务占比和总产出占比的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均能起到缓解经济波动的效果,政策效果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强呈现出递增趋势。当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低时,最优政策组合是以产出和通胀为最终目标的传统泰勒规则;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升,缓解由此产生的经济金融波动的最优政策应当是传统泰勒规则与基于外资在总产出中占比的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并且其监管效果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空间关联与短期资本流动波动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各国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幅度及共振程度明显增加。文章基于线性视角和空间视角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波动的线性影响及空间影响。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各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具有加剧作用，且对短期资本流入及流出波动的影响大于净资本流动波动。空间回归结果表明，各国短期资本流动波动之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具有异质性。在地理空间关联下，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且本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相近地区的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加剧具有正向溢出作用；在金融空间关联下，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但显著性较弱。为此，短期资本流动管理不仅要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还要关注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加强国际监管政策协调，防范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演变趋势、结构分解及其原因与对策分析

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常项目账户持续出现顺差,尤其是2001年以来顺差额更是飞速增长。本文在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进行结构分解的基础上,从资金流动、汇率与宏观经济波动、储蓄-投资缺口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分析我国经常项目顺差飞速增长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根源。最后,在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演变趋势进行预测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战略调整与政策选择。     

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动态及其收益

近年来，东亚一系列区域金融合作引起了学术界对地区金融一体化现状和收益的极大兴趣。文章基于价格和数量的测度考察了东亚地区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抛补利差和股权溢价的β收敛结果表明，危机之前东亚金融市场的全球和区域一体化并行，但在近几年，区域一体化趋势更强劲，超过了全球一体化；金融引力模型的结果表明，东亚主要的跨境金融投资者的区域内金融资产持有量比金融引力模型预测的水平更大。此外，面板回归确定了较高的金融一体化作为更广泛的金融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会显著降低东亚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失衡，因此，区域层面的金融一体化可以作为加强东亚国家的增长来源和提高经济弹性的重要政策路径。     

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兼论国际间“跨境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建构

本文深入探究了投机性资本流动影响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增长的差异以及风险生成的不同特征和传导路径,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所受冲击影响的时变特征。研究发现,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FDI、国内基准利率以及汇率等因素都会使投机性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发生改变。此外,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所受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如2003～2007年,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升作用非常明显;但2008年与2009年投机性资本则引致实际GDP增幅的回落。文章认为,宏观当局应充分掌控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特征,积极参与国际间"跨境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构建,确保短期资本流入或流出总量的基本平衡,以基本消除宏观经济增长发生宽幅震荡的隐患。     

如何减小全球经济失衡的纠正对中国的冲击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全球经济失衡的明显特征是经常账户的失衡和长期利率偏低导致许多国家房地产价格的"泡沫性"上涨.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分为两个阵营.以即将成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为首的经济学家认为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全球性储蓄过剩,压低了长期实际利率.他们中有不少人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人民币缺乏灵活性使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近年来大幅上升,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国大量购买美元资产,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买单".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不少中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财政赤字的恶化和前期的低利率政策大大降低了美国政府和家庭储蓄,是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全球利率偏低这一现象,因为美国对于资本流入需求的增长应当推高而不是降低全球利率水平.     

人力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从流入地、流出地两方面阐述了人力资本区域流动的扩散效应和回浪效应,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各地区人力资本流动与当地人均GDP的关联程度,测算了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力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流入、流出以及综合影响系数,得出人力资本流动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而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呈下降趋势,人力资本区域流动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别和全球经济失衡

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异是全球经济失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金融后进国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结果前者国家储蓄小于投资，经常账户逆差，净输入资本；后者储蓄大于投资，经常账户顺差，净输出资本。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这样既造成储蓄“虚高”于投资和经常账户“表面盈余”，又造成资金在行业的配置过剩和不足并存，使得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为国内投资融资的手段。     

从结构与制度视角解释中国汇率政策和外部经济失衡

一、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和世界经济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失衡已经众所周知:美国在近25年一直保持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经常账户赤字.在2006年,经常账户赤字达857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5%.美国巨大的赤字主要通过日本、中国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来支持及获得融资.     

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从本质上来讲是在要素流动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发达国家资产存量丰富,资本价格较低,因而成为资本流出国家,同时,它们通过以资本要素流动为本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客观上造成了产业转移的结果。新兴经济体资产存量匮乏,资本价格较高,因而成为资本流入国家,同时,它们通过参与全球产业转移迅速积累起大量贸易顺差,随后出于保值目的购买发达国家金融资产从而支撑了后者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因此可以说,要素流动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微观成因。本文将构建一个基于资本要素流动的全球经济失衡理论模型,用以说明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背后形成机制及失衡存在的必然性。其次利用实际数据分区域验证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之间的相关性。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

上个世纪末和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持续失衡。全球经济失衡一方面表现为全球逐渐变成金融主导的经济,国际金融的发展远远快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金融资产越来越集中在美国,美国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金融巨头。另一方面是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因此,少数富人的政策及其行为,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依靠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同时存在内部经济失衡,美国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失衡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在于消费日益成为美国经济强…     

中国须刺激个人消费以实现自身及亚洲经济平衡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8月2日】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可归咎于不少因素。其中之一便是全球宏观经济的失衡现象——一面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常账户的赤字，另一面则是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家的账户盈余。全球失衡即使不是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也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它为美国人提供低成本的贷款，促使美国人大手大脚地消费，并鼓励金融人士玩弄花招诡计，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完善我国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度的增长,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量的境外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纷纷流入我国.文章从汇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等方面分析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入的危害,介绍了其他国家经历的由短期资本流动造成的金融动荡与危机,提出需要加强和完善对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