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辽宁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2000～2004年农村固定农户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在采用一般统计方法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计量模型,分析了辽宁省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在不断加快,但与农村男性劳动力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影响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年龄、家中是否有6岁及以下子女、家中是否有15岁以上在校学生、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等。     

基于农户调查的陕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征分析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陕西省6个样本县366份有效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陕西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现状及近10年来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流入行业与地域以及数量和结构等方面所具有的特点,以期为促进陕西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及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非农就业对家庭营林劳动力投工女性化的影响研究

根据劳动力转移新经济学理论和家庭内部劳动力分工理论,基于2018年浙江省14个县(市)681户营林调查户样本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非农就业对营林劳动力女性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女性劳动力单位面积营林投工量和女性营林投工比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就业对不同林种营林投入女性化有明显差异,对经济林农户家庭营林投工女性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用材林农户家庭营林投工女性化作用不明显。提出完善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林生产技能培训;发挥女性劳动力的营林生产优势等建议。     

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变迁及面临的挑战

本文使用2000户农户跟踪调查数据系统分析1995—2007年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变迁表明,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显著增加,男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自营工商业对就业贡献相对较小。由于我国非农就业水平总体已经达到较高程度,但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严重偏低,要在工资快速增长的环境下保持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让更多未来农村劳动力接受更好的教育。     

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冲击——基于面板双重倍差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微观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金融危机冲击前后的面板双重倍差(panel-DID)模型,考察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对中国有涉外经济业务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造成了直接冲击,使得农村劳动力在这些行业的非农就业人数减少、劳动时间缩短;但是,研究并没有发现金融危机冲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时,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工资性劳动、就业地点在外省的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更容易遭受失业。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及其工资水平的决定:正规教育还是技能培训?——基于江苏金湖农户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江苏省金湖县92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Logit模型和排序Logit模型,讨论了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是否正规就业和外出务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正规教育水平和长期培训共同决定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机会,而技能培训则决定了外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并且技能培训对正规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在正规教育不足的情况下,农户通过投资技能培训也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具体而言,技能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和工资水平,且长期培训较短期培训作用更大,但不同类型的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拥有技术职称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劳动力,其正规就业的概率越大,且其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越高。     

边疆民族自治地区农户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农户为例

由于其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的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村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它地区的农户,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2280户农户收入的微观数据,使用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结果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户是否兼业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村庄的外部环境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非农就业充分性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演进

本文采用多期具有全国代表性农村调查数据,从劳动力非农就业充分性的视角剖析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研究发现:(1)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的充分度在逐渐提升;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充分度高于女性劳动力。然而,女性劳动力非农工作的时长增长速度要远快于男性。同时,年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充分性提升的幅度高于年长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劳动力非农就业充分度越高。(2)在2000—2015年间教育一直是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充分度的重要推手,并且教育对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充分度的提升影响更大。(3)农村劳动力市场中超时劳动与就业不足的情况并存,并且教育对农村劳动力各年份非农工作总量意义上的超时工作有促进作用。教育与农村劳动力就业时长从原来的线性关系逐渐转为倒U型关系,并且拐点在逐渐的前移。     

辽宁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分析——基于辽宁省14个市128个村的调查

为了解辽宁省农村转移人口基本情况,以及对农业农村和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沈阳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对辽宁省14个市的182个村,共1788个农户进行抽样调查,在数据分析基础上,得到如下结论:辽宁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约占农村总人口的1/3,其中兼业型和非农型劳动力比例约为4:6;农村转移劳动力以男性为主,趋于年轻化,受教育程度普遍偏高;主要以低技能职业为主;兼业型的转移劳动力主要流向地区是本乡镇,非农型的转移劳动力主要流向地区是省内城市;县域之间劳动力转移数量差异较大,县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转移劳动力比例较高。辽宁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县镇级城镇化的发展,加快了土地流转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同时也加剧了空心村现象。     

农民兼业何以影响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基于苏、皖、豫、鄂4省农户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苏、皖、豫、鄂种植户调查数据，探究兼业对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为平衡农民非农就业与耕地质量保护关系，提升兼业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Probit模型。研究结果：（1）兼业抑制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且相较资本消耗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兼业对农民劳动消耗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抑制效应更突出；（2）兼业分化引发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差异，兼业强度、兼业时间与非农就业稳定性强化兼业对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负面影响，非农就业灵活性则作用相反；（3）兼业影响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存在农民个体特征和外部发展条件维度异质性，受农民年龄、文化程度、政治身份、家庭劳动力数、家庭土地规模、耕地权力稳定性预期、土地碎片化程度、是否合作社成员、自然灾害及生产外包便利性等因素调节；（4）兼业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机制包括降低农民农业依赖，削弱农民农业价值感知，缩减农民土地规模，挤占农民农业生产时间、精力及淡化农民耕地保护责任意识等。研究结论：兼业抑制农民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并随兼业农民兼业行为、个体特征、外部发展条件及耕地保护措施特点不同，呈现显著差异性。消除兼业对农民耕地质量保护...     

兼业农民的非农就业行为及其性别差异

本文在对兼业农民非农就业行为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安徽省兼业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方法,就个人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非农劳动特征因素和农业政策因素对兼业农民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家庭社会政治地位、劳动比较报酬和个体人力资本水平对兼业农民非农就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农村女性在城镇的非农就业及迁居意愿分析

在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中,女性作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家庭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文以2004年对江苏省3个地区12个城镇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农村女性在城镇的非农就业及迁居意愿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已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女性具有明确的迁居意愿,而越是教育程度高、非农工资高、非农工作年限长、未婚的年轻女性,越倾向于迁居城镇。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关注农村女性的就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女性的就业竞争能力和适应城镇生活的能力。     

基于人力资本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研究——以湘西南为例

本文以欠发达地区湘西南为例,从人力资本视角下深入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即就业率不高、就业层次低、就业职业不稳定、文化素质及劳动技能较差等。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匮乏,人力资本投入不够。基于此,本文认为．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应做到：一是加大农村教育、卫生保健、劳动力技能培训投入力度;二是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三是深化教育、卫生、就业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农户模型，将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劳动力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外界环境，并由此构建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负担程度、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固定资产量以及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状况等对劳动力就业地点选择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是可控因素，并由此得出相关结论。     

非农就业、经营模式与林业生产效率

基于江西省、湖南省和福建省94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DEA-Tobit方法测算农户家庭的林业生产效率并分析非农就业和经营模式对农户家庭林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采用HLM方法检验经营模式对非农就业与林业生产效率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江西省、湖南省和福建省3省的农户家庭林业生产效率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存在群组差异性;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的林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联户经营可提高农户家庭的林业生产效率,并在非农就业与林业生产效率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年龄、受教育程度、林业培训、林地细碎化程度、林业劳动力投入、林地经营面积、林业补贴和地区差异是影响农户家庭林业生产效率的稳健因素。     

征地对农户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分析——基于襄阳和九江两地1714位农民的调查

本文利用来自湖北襄阳和江西九江的1714个农户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围绕征地对失地农户劳动力的就业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失地程度、征地用途、征地补偿款等征地相关因素从不同程度都对农户劳动力的就业造成了影响,政府应该从提升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技能、提供就业信息服务等方面促进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转移,保障其未来生计发展。     

个体特征、非农就业契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湖南、广东两省534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对影响非农就业契约的因素实证分析后发现,性别、婚姻、家庭非农就业率对非农就业契约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工作转换次数、工资收入是否稳定、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保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有显著影响,行业类型、找寻工作时间、单位是否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有积极正向作用;非农就业稳定性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农就业越稳定,非农就业契约形式越规范、契约期限越长。非农就业经验对非农就业契约规范性和非农就业契约期限都有积极效应,每年职业培训时间的长短也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非农就业契约期限的选择。由此,应积极推进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外部就业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法制宣传教育,以进一步规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契约,维护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农户的用材林经营意愿——山东梁山镇的调查

基于山东省梁山镇200农户经营用材林意愿的调查,分析农户在耕地里种树与劳动力就业决策的关系,进而得出结论:农户家庭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家庭成员劳动时间的配置影响农户就业形式的选择。由于经营用材林节约农业劳动时间,在耕地里种树使农户选择"务工兼农业"和"专业打工"就业形式成为可能。建议政府重视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工作,尊重农户的就业选择,处理好耕地利用问题。     

农户分化对林地流出意愿与流出行为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集体林权改革制度后福建省5地市496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别建立农户林地流出意愿、林地流出行为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林地流出意愿和林地流出行为的影响。通过农户职业分化和农户收入分化两个维度对农户分化程度测量,研究表明:务农兼业、非农职业对农户林地流出意愿和流出行为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农户分化程度对林地流出意愿的影响与对林地流出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农户的林地流出意愿对实际的流出行为有较强的导向影响力;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林业经营环境和地区差异对林地流出意愿和流出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建议增加农户多元化创收渠道,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改革现有户籍管理体系;加强林业技能培训。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省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供给行为及其性别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供给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非农劳动参与率低、就业地点近、劳动强度低、非农劳动时间短、非农工资率较低;家庭和社会分工的不同使得农村男女劳动力非农劳动供给的制约因素各异,其中婚姻、学龄前儿童数和需赡养老人数对女性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