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效率

将股权激励、所有权结构、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使用产权属性作为调节变量,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股权激励是否影响投资效率,以及股权激励、所有权结构、代理成本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显著,但所占比重很小,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中介传导机制畅通;国有企业"期权激励"方式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非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通过实施"股票激励"方式能够得到显著抑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中介效应机制畅通,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中介效应不显著。     

高管持股促进企业研发投资了么?——基于套现行为视角的观察

高管股权激励不仅有利于解决第一类代理问题,而且对企业研发投资活动也有促进作用(利益协同效应),被视为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本文选择高管套现这个特殊情境,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观察投资迎合行为对利益协同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发生高管套现的上市公司,企业研发投资的增加是投资迎合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的共同作用结果,两种效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套现情境下增强的利益协同效应大大提升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因而,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机制的时候不应当忽视高管自利动机对研发投资活动的影响。     

创新文化、高管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研发投入的理论模型,以京津冀地区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在创新文化影响研发投入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文化可以显著驱动企业进行研发创新。(2)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公司高管加大创新投资。(3)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均在创新文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公司风险与独立董事的调节效应

以2010-2012年披露研发投入且数据完整的141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为公司治理实证检验了公司风险和独立董事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公司风险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的只是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风险的企业更明显;（2）公司风险为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同质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形态。在高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而在低风险的企业中,高管短期薪酬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3）独立董事同样为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纯调节变量,调节了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强度。在高独立董事比例的企业中,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作用较低独立董事的企业更明显。     

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通过对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总结,从企业为何选择股权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两方面进行阐述,分析该治理工具在规范高管人员的企业投资行为上发挥的作用,同时反映出企业投资对股权激励的影响。     

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通过对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总结,从企业为何选择股权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两方面进行阐述,分析该治理工具在规范高管人员的企业投资行为上发挥的作用,同时反映出企业投资对股权激励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实施初探

高管人员激励机制研究是当前上市公司薪酬设计的重点且难点问题。如何有效地激励高管人员和解决“委托——代理”矛盾,已成为公司治理的重点。股权激励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广泛推行的新形式的激励制度。本文对上市公司实施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从我国当前法律环境、资本市场环境等角度阐述了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的不适应性,进而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虚拟股票激励。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实施初探

高管人员激励机制研究是当前上市公司薪酬设计的重点且难点问题。如何有效地激励高管人员和解决“委托——代理”矛盾,已成为公司治理的重点。股权激励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广泛推行的新形式的激励制度。本文对上市公司实施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从我国当前法律环境、资本市场环境等角度阐述了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的不适应性,进而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虚拟股票激励。     

管理层激励与投资不足关系研究

本文以2010-2013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对研究对象,研究管理层激励与投资不足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在职消费会强化企业投资不足;管理层货币薪酬与投资不足负相关;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投资不足行为。     

上市公司高管薪酚结构的优化研究——以厦门市上市公司为例

基于厦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普遍存在薪酬结构不合理，缺乏有效的高管薪酬评价体系问题，形成激励不足和激励不当现象。加大对高管的激励力度，优化薪酬结构应合理搭配高管薪酬的长短期激励比例，合理安排高管的非货币性薪酬，合理安排对高管的股权激励，以解决企业薪酬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高管团队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研究

本文对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高管激励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我国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中的平均年龄、受教育水平、输出型团队成员占比和企业研发投入存在相关性。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正向调节企业高管团队背景特征与企业研发投入二者间的关系。     

高管权力、外部薪酬差距与非效率投资——基于沪深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本文以2010年-2017年沪深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外部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激励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将高管权力变量纳入外部薪酬差距效应模型中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可以有效降低非效率投资;高管权力较大时,外部薪酬差距也较大;高管权力可以增强外部薪酬差距与非效率投资的负相关关系。     

高管薪酬激励整合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近5年的高管薪酬与财务数据为样本,从企业技术创新中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角度出发,分别从高管总薪酬、股权与货币薪酬、持股所占比和薪酬结构来分析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评价我国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否起到整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在保证企业技术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是企业获得市场竞争力与维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高管权力强度、 股权激励与高管显性腐败

文章以2006～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件为对象,从高管权力强度视角考察股权激励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权力越大,其发生权力寻租行为的概率越大,同时代理成本也越高;(2)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未能有效调节企业高管权力强度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反而加大了高管腐败发生概率;(3)货币薪酬越少、 激励有效期越长,发生高管腐败行为概率越高.这些结论对公司决策层完善股权激励计划设计、 优化公司治理、 监督和约束高管权力具有参考意义,也能为证监会、 国资委制定政策提供借鉴.     

高管激励方式与国有混企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利用2012-2017年327家国有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国有混企经营绩效会随着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提高而提高,国有混企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会介于单一薪酬激励和单一股权激励作用下的企业绩效之间。     

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不同所有权性质与行业的分析

本文以2009—2014年有海外收入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国际化程度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区分所有权性质和行业时,国际化程度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高管股权激励显著正相关;区分所有权性质后,国际化程度对非国有性质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高管股权激励影响显著;对国有性质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两职设置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其高管薪酬激励影响显著;分行业来看,国际化程度能促进技术密集型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并强化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高管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但与劳动密集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显著负相关。     

管理激励会抑制企业的保险购买意愿吗?——基于制造型上市企业保险购买决策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7年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管理激励和保险购买数据,本文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股权激励、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三项管理激励措施在企业保险购买决策中的财富效应和损失规避效应。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在非国有企业的保险购买决策中体现了财富效应,抑制了企业的保险购买意愿,但对国有企业的保险购买决策无显著影响。在职消费在国有企业的保险购买决策中体现了财富效应,但对非国有企业无显著影响。货币薪酬对各类型企业的保险购买决策均无显著影响。因此,在新一轮国企收入分配改革中,企业在进行激励方案设计时,应根据企业性质和激励方式,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防止企业承担过高风险。     

股权回购的国际比较及会计处理

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现金等方式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公司发行在外的部分股票的行为。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款还不太完善。2006年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公司法〉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对股票回购的会计处理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公司对发行在外的股票进行回购,不仅可以对公司的员工起到激励作用,还可以稳定和提高公司的股价、巩固公司控股权。本文对我国股权回购及其会计处理进行国际比较。     

大股东控制下的股权融资依赖与投资行为研究——基于行为财务视角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研究视角,文章首先阐释了股票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然后,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融资的利益侵占动机分析,对不同股权融资依赖程度的公司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取得了股权融资的公司中,股票市价与企业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大股东控制与股票市价的交互作用对公司投资规模的推动效果,显著高于单一的股票市价因素.文章结论的含义与启示在于:尽管股票定价偏差的非市场效率因素对公司投资行为具有独立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因公司治理模式和所有权控制特征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

高管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中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分析了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以201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并就这些因素与高管薪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绩效、企业规模、股权集中度、高管学历、地区和行业因素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而董事会规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