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债信用价差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实证研究了33家公司债券条款、公司债券标的资产以及公司债发行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债券信用价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债券的期限、债券的信用评级和债券发行公司的长期负债能力与公司债券的信用价差呈负相关关系,债券的票面利率与公司债券的信用价差呈正相关关系,而债券发行公司的短期负债能力和发行时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债券信用价差没有显著的影响。     

公司债券信用价差和国债收益率动态关系研究

信用价差和国债收益率序列的平稳性、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长期和短期的均衡关系是债券市场上的基础研究。文章通过对我国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债券信用价差和相应的国债收益率序列进行研究，发现所有研究的债券收益率序列均为I（1）序列，国债收益率序列为公司债券信用价差序列的格兰杰原因，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     

从国债收益率曲线看我国国债发行的问题

国债收益率曲线描述某一时点上一组上市交易的国债收益率和他们所余期限之间的关系。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基本属于平向类型，即国债收益率对国债期限的变化呈钝化状态，说明国债发行中存在问题。应建立合理的国债利率结构,改变国债期限结构与利率结构倒置的现象。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收益率曲线传导

使用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将中国长期国债利率分解为风险中性利率和期限溢价,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中国短期政策利率对风险中性利率和期限溢价的影响机制,以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对收益率曲线传导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中国短期政策利率既会正向影响风险中性利率,也会正向影响期限溢价;在较高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水平下,中国货币政策收益率曲线传导的政策预期渠道和资产组合渠道的传导效率均显著降低.建议在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过程中,除了培育合适的短期政策利率外,还要降低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静态实证分析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数据,通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进行静态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三次多项式曲线较好地拟合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收益率曲线呈向上倾斜,符合纯预期理论和流动性偏好理论,长期国债收益率高于短期国债,这与纯预期理论相符舍.我国目前上市国债的期限结构明显不是很合理,短期国债发行量和发行规模较小,超长期的品种还很少,而中长期债券占的比重较大,期限结构并不健全.     

中国企业债券零波动率利差研究

企业债券利差的零波动率计算方法有三个步骤,即先构建一条无风险利率期限结构曲线,利用该曲线求远期利率,再计算某债券零率利益。通过该方法对中国上交所交易的企业12只债券的利差进行估计,并提出短期无风险利率基准采用国债回购利率,长期无风险利率基准采用互换收益率,以降低估计中的误差。     

货币政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分析

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会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货币政策对短期、中期和长期即期利率所施加影响的效果是不同的，其对短期利率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中长期利率的影响，从而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也有显著的影响。     

上证国债零息票收益率曲线的构造及其特征分析

零息票债券收益率曲线刻画了无风险利率的期限结构,它是金融工具估价、投资组合管理和金融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间接法构造出上证国债零息票收益率曲线,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     

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静态分析和动态特征

利率期限结构反映的是利率和到期期限之间的关系。文章利用指数样条法估计出我国上交所国债的利率期限结构，对其进行静态的分析，得到上交所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统计特征。同时，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特征，发现水平因素、斜度因素和凸度因素对我国国债即期利率曲线变动的解释能力分别达到51．28％、26．63％和10．86％，累计贡献率达到88．77％，不同因素对各个到期期限即期利率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     

基于基准利率选择的利率期限结构形成研究

基准利率和利率期限结构是经济运行和金融投融资活动中的重要指标变量。基准利率是短期低风险的市场化利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利率期限结构是基准利率、基准利率预期和期限溢价的综合,它反映了不同期限最低风险资金交易的资金价格。根据基准利率选择的原则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国债回购利率和短期国债利率适合成为我国基准利率的载体。同时,这些基准利率与中长期国债市场利率共同形成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     

中国企业债券信用价差分析

在假设不同回收率的基础上,利用信用衍生资产定价中估计信用价差的方法对我国不同发行人的具有不同到期日的债券分别估计了价差,发现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至今已趋于理性,但是估计的价差结果明显偏大,与AAA信用级别不相符,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分析,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论市场经济对信用秩序的要求

信用秩序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经济主体的信用行为所呈现的总体状况与特征。分析市场经济的信用秩序好坏,需要借助合同履约率、消费者投诉率、不良贷款率、劳资矛盾事件增长率、保险诉讼率、上市公司违规事件增长率以及偷漏税率等指标进行度量。基于信用与信任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使用信任度这个指标来大体衡量信用秩序的好坏。市场经济对信用秩序的要求,可以从有序竞争、交易扩展、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市场创新等方面进行考察。     

特别国债：中国实践、抗疫应用与制度优化

特别国债是针对特殊事项而专门发行的国债产品,与一般国债相比,其审批和发行更为便捷,资金募集更为迅速,预算管理更具弹性,资金投向也更为明确,有利于快速弥补财政资金缺口,有效应对突发危机或处理特殊事项,但也存在冲击市场流动性、增加国家债务偿付风险以及破坏债券定价机制等潜在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行的前三次特别国债主要是为国有金融机构注资,发行方式从单期发行向多期发行、从定向发行向定向发行与公开发行相结合演进。抗疫特别国债是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全额公开发行的特别国债,其政策框架整体审慎,资金投向明确,有利于更有效地防控疫情和快速恢复经济;同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1万亿元特别国债的全额公开发行,也对金融市场流动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国债收益率短期内较大幅度上升。特别国债政策的应用,应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稳定短期流动性,引导中长期利率,匹配总量性与结构性,统筹常规政策的有效性边界与非常规政策的应急性适用,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同时,特别国债资金的投放应体现时效性、针对性和结构性,要加大风险管控力度,完善资金投放监督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充分发挥特别国债资金的乘数效应。     

第三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及其特点

在企业赊销或银行授信过程中会产生信用风险,企业信用管理方法专门用于控制这种信用风险.企业信用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期,它是在归纳和总结企业信用风险控制方法和操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百年中已产生过两代理论.企业信用管理理论不仅随着企业所在的社会和市场环境变化而改进,还与征信行业各分支的技术和服务水平提升紧密相关.在市场规则、征信技术、政府监管、商业道德、科技进步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企业信用管理理论会产生“质”的变化,在理论上出现更新换代的现象.当前,产生新一代企业信用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条件已经成熟.     

基于VEC模型的物价对产险保费增长的影响研究

物价对产险需求有两种效应：货币收入效应和保险价值效应。对CPI与产险保费增长关系的分析发现：CPI与保费增速存在一阶长期协整关系,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9.40%的调整力度把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CPI对保费增长表现为负向冲击,反映货币收入效应大于保险价值效应,而保费增长对自身是一个正的响应;在对保费增速波动的贡献率方面,CPI对保费增长波动的影响不大。     

用显著性检验方法判断信用评级对企业债券市场定价的影响力

采用显著性检验方法,选取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发行的企业债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信用评级信息对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定价的影响力,结果表明：信用评级信息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债券市场投资者制定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市场投资者对信用评级信息有很强的依赖性;信用评级信息在资本市场上对我国企业债券的市场定价具有显著的影响力;我国企业债券的市场定价是有效率的。     

消费信用的立法规制

信用和法制是市场经济赖以存续和发展的两大支柱,信用是一个包括国家信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和消费信用的体系。只有建立起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以银行信用为媒介,商业信用和消费信用结构合理、彼此促进的信用体系才能充分发挥对经济的正面作用。但我国目前的信用关系基本上呈现出银行信用异军突起,国家信用逐步发展,商业信用畸形发展,消费信用受到抑制的局面,因此,有必要加快消费信用立法以塑造、引导、扩充消费信用,完善我国信用体系,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基于GARCH模型的上证综指日收益率波动特征研究

文章以上证综指为研究对象,运用GARCH模型对2005--2007年上海A股市场日收益率的波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上海A股市场具有明显的ARCH效应;股指价格的一阶差分并不具有正态分布的特性股指收益率具有平稳性特征,具有显著的“尖峰厚尾”现象,存在波动的集簇性;市场具有“长记忆”的特征。同时,经过比较得出EGARCH（1,1）模型最能模拟上证综指日收益率波动实际。另外,收益率波动并不具有明显的“杠杆效应”,且不支持风险溢价理论。     

政府投融资平台信贷资产证券化探析

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逐年递增,且平台债务主要为银行贷款,风险逐渐积聚.2013年,国务院进一步明确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方针.为推动平台公司信贷资产证券化,应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法律法规、定价机制,引入市场机制,对平台公司信贷资产进行重组和信用增级,拓宽平台公司融资渠道,盘活信贷资产,化解平台公司债务风险,推动地方经济发展.